20世纪以来中国画论争

20世纪形成一定规模和深度的中国画论争发生过四次:从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建国前的“美术革命”与中国画前途的论争,五六十年代由新国画运动及文艺的社会功能论所引发的新旧问题的论争,80年代围绕中国画“穷途末日”说的讨论,90年代“笔墨等于零”论与“守住中国画的底线”论的对峙。

图为冯远画作

 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画作为一门独立画科一度受到挑战和改编,关于国画教学的系别名称与分科的问题在南北两所美术学院先后引发了讨论。在当时“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国画教学的山水和花鸟部分被认为不符合当时文艺政策而被排斥在常规教学之外,只有人物画的线描勾勒被保留下来,此时的中国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在新的学院教育体系中岌岌可危。首先是中央美院国画系改为彩墨画系,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国画基础教学,特别是如何对待素描问题的争论;1957年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彩墨画系又改为中国画系……

图为李可染画作

 重读中国画笔墨和研究传统的热潮,在60年代初期成为画坛讨论的焦点。196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作品展览”,带动了对于传统绘画研究的兴趣,中国美协、故宫博物院和北京中国画院在这一年联手连续举办了六次探讨古代画家成就的座谈会。古代画论、画史的编纂,也在这段时期进入多产期。伴随这股传统热潮的,是画坛关于笔墨问题与重读“六法”的讨论。

 70年代末,以西方现代艺术为参照,画坛已有关于“抽象美”及中国画的抽象趋势论的讨论。伴随“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兴起,美术界在“思想解放”的号角声中,针对以往“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单一标准进行了批判,涉及到“内容与形式”问题、“自我表现”问题与“现实主义”问题。80年代中期,理论界展开了对中国美术宏观发展方向的思考,焦点落到了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绘画传统两端,由对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反思开始转向了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论辩,由此引发了中国画前途命运的又一轮激辩。1985年李小山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的发表,引领这场论辩进入了高潮。

 80年代对西方艺术的大规模引进,和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定,反过来也激发了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再度追寻。重视、研究和回归传统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美术界新的时代风潮。文化界的“国学热”、美术界的传统大家个案研究日趋深入系统,讨论笔墨再次成为画坛热门话题。

 世纪末中国画坛呈现出空前多元的纷繁景象,“实验水墨”、“新文人画”等现象的出现,又一次触及了中国画的身份和界限问题,笔墨官司再起波澜。世纪之交频繁而激烈的笔墨之争,虽仅缘起于吴冠中1992年发表的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笔墨等于零》,但其对笔墨本体价值的消解,却引发了张仃的“守住中国画的底线”论等大量批判者的反击,并被嘲斥为“归零说”。从《美术观察》、《美术》、《美术报》到《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和《文艺报》,诸多媒体都积极介入论辩,组织登载或转载大量相关文章,各种以“笔墨论辩”为主题的研讨会更将这场讨论推向高潮。

据统计,仅在1992年至2000年之间,直接参与笔墨论争的文章多达二百余篇。

 针对笔墨的新一轮讨论,再度引发了关于中国画边界、中国传统美学体系的思考,其背后潜藏着中国画作为传统艺术体系在新时代如何自处和发展的宏观问题。这场讨论在21世纪初的几年中虽然渐渐偃旗息鼓,但其包蕴的核心问题及生发出的一系列对于中国画传统精神的追寻和媒材技法层面的实验探索,都仍在以另一种实践的方式继续。(上图为冯远画作,下图为李可染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