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1607-1684),字青竹,后改字青主,号真山、朱衣道人、石道人、松侨老人等。其颇多的字、号皆有独特含义,与八大可有一比。不过二人相比之下,八大选择的是逃离之路,而傅山心中有家国天下,选择的是反抗之路。明亡后,傅山与顾炎武等人秘密从事反清活动,“被捕入,抗词不屈,绝食数日,几死”(清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他的每个字号都会“战斗”。如“朱衣道人”暗含穿朱姓之衣冠,表明不肯降清之志;别号“石道人”,则象征意坚如石,宁死不屈。傅山名满天下,影响后世,甚至在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中被尊为“七剑”之首。明清之际的士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被杀,壮烈牺牲;二是屈服,失身自保。被杀的很多,屈服的则更多。傅山则与众不同,既没有被杀,也没有屈服。

  傅山出生于官宦书香之家。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即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加上自幼聪颖,故而博闻强识。就读于三立书院时,他受到山西

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且颇受青睐。至崇祯年间,傅山曾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发动诸生数十人上书为袁氏讼冤,勇挫阉宦权奸,名震朝野。傅山知识面广,清初诸儒无出其右者。其一生著述颇丰,可惜所著大多散失,留存于世的仅《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两部。傅山平生书法存世相对较少。因其名气大、作品价值高,故赝品极多。有一则故事说,傅山的侄女要出嫁了,傅因贫穷而拿不出贺礼,只好写了许多字幅交与侄女。傅山逝后,原本富足的侄女家遭遇火灾,陷于窘迫,无计可施之时,想到了傅山的字,偏巧失火之时作品没有损毁,变卖之后竟换来较火灾之前十倍的家产。

  傅山的书法初学赵孟頫董其昌,到了几可乱真的程度;其后因鄙薄赵氏为人而直取魏晋,入手钟繇,得力于王羲之,至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无所不临”(《霜红龛集》)。他对颜真卿的人品、书品推崇备至,明亡以后专攻鲁公,上溯篆籀,尤重骨力。其平生好以篆、隶笔法作书,最终博采诸家之长,冶于一炉,形成独特风格,一如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云:“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其中以行草书最负盛名,坚苍浑穆、豪迈不羁、潇洒宕逸、气象宏阔。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傅山临王羲之草书(见右图),纵202厘米,横52.4厘米。查对可知此段内容出自《淳化阁帖》中王羲之的两种帖。一是《采菊帖》:“不审复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伦等还,殊慰意。”二是《增慨帖》:“增慨。知足下疾患小佳。当惠缘想,示能果。迟此善散,非直思想而已也。寻复有问,足下以数示。”傅山书写时将二帖内容交叉,与王铎类似,随意写来,不拘小节。此轴使转有法,“横扫千军如卷席”,一改当时多数人取法董其昌书风,直至精神颓废委靡的状态,可谓气势如虹,观之精神为之一振。

  傅山的人生观和审美观对个人书风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傅山是一个至性至情之人。如其《秉烛》诗中最关键的,并不是评价赵孟頫夫妇二人的那两句,而是“醉岂酒犹酒,老来狂更狂”这两句,乃个人精神的真实写照。傅山以狂草抒发胸中郁结之气,内心只有家国天下,无关名利,甚至于到最后连书法本身都忘了,只存自我胸臆,最终步入了极高的境界。更主要的是,傅山学富五车,积学深厚,喜欢用生僻的字眼和典故,随手拈来,使其书法具有一种奇特的个性味道;宗法篆、隶,追求的是正统的象征意义,而且能借古开今。现代学者郑振铎在《伟大的艺术传统·序》中说:“满洲的入关,并没有打乱了悠久的历史传统,项圣谟、程邃、肖云从、王时敏、恽寿平、华喦……或为皇家供奉,或自写性灵,却还逃不出宋、元传统。但明末遗民像弘仁、傅山、龚贤、髡残、道济、朱耷等,却寄悲愤于画幅,自有其枯瘦奔放的作风。”凡此种种,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傅山。

  书法史中有一些“书人合一”的典范,较“书如其人”更胜一筹。人即是书,书即是人,完全融为一体,这是书法的至高境界,如王羲之、米芾徐渭、八大、傅山、弘一等。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步入艺术的至高境界。近人邓散木《临池偶得》中说“傅山的小楷最精,极为古拙,然不多作,一般多以草书应人求索,但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像他的为人”,“胸中自有浩荡之思,腕下乃发奇逸之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没有这样的精神就写不出这样的书法;而不具备这样精神的人去学傅山的书法,只能是学得皮相。

  傅山悬壶济世,时时流露出矛盾纠结的心态。他亲历了明清易代的大变动,心怀故国,面对强烈的民族压迫和屠杀暴政,不愿甘受清廷的笼络和奴役,但历史潮流却无法改变。作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傅山的思想是激进的,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同时,他也是最敏感、最痛苦的。

  傅山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其次才是艺术大师。他成功的关键正在于他是一个思想家,有独立见解,有独立人格,因为是思想决定行动,而不是行动决定思想。傅山的书法极富创造性。理论上,他提出“四宁四毋”;实践上,他集古成新,做到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傅山不但对篆、隶书和一些古代书家加以取法,对同时代的王铎也有所借鉴。但如果把傅山与王铎放在一起,则存在明显不同:前者有篆、隶书底子,写起行草书来,自然游刃有余;后者对行书的研习只从技法、趣味、情调形式入手,因而内在精神力量也就大大地弱化了。其实若就董其昌而言,虽然秀气有余、雄强不足,但他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是统一的;而仅仅学他皮毛的人,江河日下,便不可同日而语了。傅山当时面临着一个时代的巨变,精神力量再次成为书法的内核。他有一种使命感,虽然很多时候这使命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这恰恰又显现出傅山的伟大、不凡之处———不到关键时刻,看不出伪君子和真小人。而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只有有真性情的书家,才能写出有真性情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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