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 制封建社会。它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新局面, 汉文化也始终贯穿着以“大汉气象”为标志的恢弘、 自豪、博大、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反映了汉人 雍容宏大的气度。印章,作为汉代历史上最为光 辉灿烂的艺术形式之一,无处不蕴藏着汉代的文 化气息。汉印,有官印和私印之别。官印,即官 府及官员所用之印,统治阶级用以表示身份地位 和所属官阶 ;私印则广泛存在于民间,所刻内容 多为姓名、吉语等。文化的产生,是与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基础紧密相连的。汉代“大一统”文化, 实则服务于其政治发展,是汉统治阶级意志的体 现。正因如此,汉官印较私印能更好地展示出汉代特有的文化气息。

宜春禁丞

汉官印分铸印、凿印两种,一般文官多用铸印,军中在急需时的“急就章”颁发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则采用凿制,印文以白文居多,书体是由小篆演变而来的“缪篆”,这是一种从篆书向隶书过渡的文字,结体方中寓圆,按六书稍作增减,改小篆之形式,不改小篆之笔法,近隶书体势,而不用隶书之磔法。一变秦印之柔媚为苍劲有力。汉官印总体艺术风格浑厚古朴,外拙内巧,端庄凝重,平正自然,落落大方。但亦不乏粗放雄伟,瘦劲峻峭和奇崛苍茂一路风格的,正是它的多姿多彩,使印章艺术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

留浦

汉印对篆刻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清陈鸿寿曾说:“初学治印,以汉人为宗,心摹手追,必求神似,才能使印章成为上品。”汉官印中匀整朴茂一路的白文印最具代表性。其中满白文印,如“东郡守丞”、“巧工司马”等,苍劲浑朴,笔画自然得天趣,紧处密不透风,疏处宽可走马,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给后世篆刻家很大启发。

昌武君印

印章,自产生之日起就有着广泛的用途。最初的玺印,用于封存财物和文书等以确保其运送 过程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后亦衍生出“物勒工名”、 佩戴、殉葬等其它用途。发展至汉代,又具有了统治阶级权力象征的意义。汉代官印有明显的等级区别,上至皇帝下至御史,各级官员均配有与 其官职等级相对应的印章。这种等级鲜明的集权制度,贯彻于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汉官印作为统治阶级法权的表征,也因此具有了一套完整的规章体系,并且对印章的名称、材质、钮制、绶 色等方面均做了不可僭越的规定。东汉卫宏的《汉旧仪》,对此进行了较为详致的记载 :“诸侯王文曰玺,列侯文曰印,丞相、大将军文曰章,御史 大夫、匈奴单于文曰章,御史、二千石文曰章, 千石、六百石、四百石文曰印”,“皇太子黄金印,龟钮”。清孙星衍《汉旧仪补遗》中,有“诸侯王 印黄金,橐驼钮”、“列侯黄金印,龟钮”、“丞相、 大将军黄金印,龟钮”、“御史大夫、匈奴单于黄金 印,橐驼钮”等的记载。 汉代“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恢 复了曾被秦朝中断的传统礼仪德治文化,主要体现为对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此文化背景之下, 汉官印在一定程度上受当时儒学影响,印面布局 追求平整规范与和谐统一。汉官印大多是四字印, 印文将印面等分,运用穿插、挪让、取舍、增减 等布局方法使整个印面形成统一的整体,字与字之间咬合紧密,使印章整体具有统一和谐之美。 这种布局特点,取匀整典雅的规范态势,所反映 的正是汉朝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右马厩将

右马厩将汉代文化,并非以单一的文化形态存在和发展,而是采取整合的方式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形成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型文化。这种整合, 既吸收了前贤的优秀成果,又广泛地从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不同流派的文化中汲 取养分,最终形成中华文化共同体。因而,汉代文化在统一和谐 的基础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 新性和丰富性。汉官印从不同层 面反映了兼收并蓄这一文化特 点,其发展过程既继承秦印传统, 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书体演进变化 的新特点并逐渐定型,最终发展 成为中国印章史上的巅峰。汉初 官印,如“宜春禁丞”、“留浦”等, 延续秦印形制,以小篆入印并保留了秦印的边栏界格,形成与秦 印如“昌武君印”、“右马厩将” 等并无显著差别的基本面貌。 

渭成令印

随着隶书在汉代的广泛应用,小篆虽仍保持着正统地位, 但其已逐渐退出实用的历史舞台。后来,隶书在西汉的发展成熟则直接导致了汉篆的“隶书化” 倾向 :形体上趋于方整,一改秦小篆纵长婉转的篆印体势 ;在主要笔画上易圆转为方折,线条较 秦小篆更为圆浑饱满。 

巧工司马

这一变化,同样体现在印章 里。汉印尤其是汉官印中的文字, 虽承袭秦小篆余绪,但已随着书 体的演进逐渐吸收隶书的某些特 征。这种用于摹印的文字,在汉代被称之为“缪篆”。 

缪篆多方折笔画,较之前的 摹印文字更适合方形印面布局的 需要。自此,汉官印不再像秦印 那样需要借助边栏界格达到文字 与印面的整齐统一。官印发展到 西汉时期,已彻底废除了界格, 如“渭成令印”。缪篆的应用与 边栏界格的废除,是汉官印区别于先秦印章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汉印的重要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特征对汉代私印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确 定汉全新印面貌的基础。

琅邪相印章

汉代社会高度发展,不仅长期与邻邦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 而且多数时间以王者和霸主的姿 态自居,文化作品故多歌功颂德、扬我雄威,艺术上则追求高贵典 雅、雍容大度的庙堂风范。 

汉代官印多为阴文印章,阳 文印鲜见。汉官印在发展过程中, 线条不断加粗,力求浑圆劲健与 沉着遒劲。发展至成熟时期,出 现了满白文印章,如“巧工司马”、 “琅邪相印章”。 

这种发展趋势的形成,不外乎两个原因 :首先,是印章装饰 化倾向的需要。印章发展至汉代, 装饰化倾向日益加深,并与实用 性一并成为汉印的使用属性。缪 篆的应用,打破了原本细线条与小篆印文的和谐与统一,粗线条 则为方折笔画增加了圆转柔和的美感,印章较之前更沉稳安定。 其次,是时代精神的影响。汉代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和唯我独尊 的大汉气象,是其他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因此汉代社会拥有不可复制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汉代官印,作为统治阶级 身份的表征,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时代精神的烙印。 

成熟的汉代官印,线条浑厚 饱满、沉着朴茂,改变了先秦印 章线条细劲峻峭的质感,形成独 树一帜的艺术面貌和不同于古代 玺印的审美风格。线条的加粗, 使汉官印工稳平正、雍容和谐的艺术取向更加明显,更符合汉代 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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