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画派”的影响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今天,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岭南画派”纪念馆提出“岭南画派”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命题,开展学术研究,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崛起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岭南画派”,是在辛亥革命后,我国人民奋起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大背景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文化运动中,率先提出了调和中西画法,以写实手法反映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主张。这种激进的、旗帜鲜明的艺术理念及创作实践,反映了传统中国画为适应新时代人们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与审美需要所开始的伟大变革。这种伟大的变革,不仅符合中国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吸收外来美术之优长为己所用,不被外来美术所同化,以致于脱离本土文化的民族文化特质,而且对今后中国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岭南画派”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清晰的时代背景。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的油画、版画由传教士利马窦、郎世宁等人传入中国,特别是传教士兼画家的郎世宁,为使西方绘画在中国扎根并得以流传,他把西方绘画中的明暗对比法、透视法、写实技巧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平面性、装饰性处理手法以及“以形写神”等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不中不西”的新画风。这种画风虽然很难达到“畅神”的艺术风格,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画家固有的视觉判断,深为中国观者所认可。十八世纪中期,广州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口岸。

岭南画派-关山月山水作品

以广州为首的岭南地区接受、融合西方文化,成为当时美术最为活跃的地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从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到1843年上海对外开埠的近百年间,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这里外商云集,大大刺激了当地经济、文化和美术的发展。第二,这时广州已形成了以“十三行”区域为中心的“外销画”生产基地。所谓“外销画”,笔者在《回顾与前瞻—论中国水彩画》一文中曾经写道:“就是中国画师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用西方的颜料和技法,描绘中国人的风土和人情,'生产'出大批的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玻璃画。并以此作为商品,卖给来广州的外国人,由他们带往欧洲。“生产外销画”的画室、画馆,到19世纪初,在广州“十三行”一带,已近三十家。“外销画”的代表画家是关乔昌、关联昌。他们都师承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1774-1852)。

乔治.钱纳利“以西方水彩画,水粉画颜料,采用透视、解剖、素描、色彩等技法,描绘了广东的商埠风情、小镇村景、花鸟鱼虫等。特别是他在很多水彩画中着意表现当时中国特有的养蚕、制茶、造瓷等劳动场景,展现了清朝南方的社会风情,充满着浓郁的中国情趣,这种亦‘中’亦‘西’的水彩画,在当时‘外销画’中很受欢迎”(《16世纪至20世纪西方美术对于中国美术影响的历史回顾》,英国苏立文著,陈瑞林译)。第三,这时许多西洋画家来到岭南定居、作画或授课,为中国美术的变革增添了催化剂。拒有关资料记载,1785年和1793年,英国画家威廉.丹尼尔和他的叔叔托马斯.丹尼尔先后来广州作画。1838年至1839年,法国画家奥古斯特.波塞尔,在广州把珠江的景色收入画中,他的这些写生作品被广州外销画师大量地复制。19世纪中叶,英国画家维克多.布鲁斯曾在广州从事绘画活动。

当时葡萄牙画家马西安诺.巴普迪斯也在此担任美术教师,留下了不少绘画作品。1843年,美国画家乔治.威斯特在广州等地画了不少素描。在这旅居中国的外国籍画家,对中国绘画影响最大的当推在香港、澳门、广州居住长达二十多年的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他开设画室,广收学生,创作了许多描绘岭南风情的作品,并把广州的“外销画”由17世纪的荷兰画风和 后来的意大利画风转为英国画风。从此,广州的“外销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现代风格。第四,岭南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有人到海外学习西方美术的地区。《据南海县志》《庚荣续修版》记载:“生活在18世纪中叶的关作霖,字苍松,江浦丝竹径乡人......附海舶,遍游欧美各国。喜其油画传神,从而学习,学成而归,设肆羊城。为人写真,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异。时在嘉庆中叶,此计初入中国,西人亦已为奇,得未曾有云。”

而关作霖是笔者所知的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去海外学习油画,并且回国后在原籍开办私人美术学校的岭南美术家。七八十年后,鹤山人李铁夫于1885年去英美国家学习油画,从事油画有十多年之久。被称为“岭南三杰”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于1905年先后到日本学习美术,新会人冯钢百1906年到墨西哥、美国等地留学。冯钢百的同乡陈抱一于1916年到日本留学。

上述画家回国后都把自己学到的西方绘画技法运用到创作中,为改造中国的旧美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见“岭南画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