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之书

明代徐渭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这段话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环境对艺术风格的影响。

 人不是飞鸟,不会南北迁徙。人的生活环境多半是固定的。由于相对固定,也就接受了自己所处的环境,使自己的肉身、心灵都融入到环境的内在中去,甚至就一生如此不忍割舍。

 宗白华曾经认为魏晋人向内发现了自己的心灵,向外则发现了自然之美,从而形成了飘逸潇洒的行草书风。如果细致地分析,晋人书风中的清新优柔,是和他们南渡之后所安身的环境分不开的。从风沙粗狂、大漠荒寒的北国来到江南,风情截然二致,眼前已是草长莺飞、杏花春雨。士人们享用着自然界给予的优雅柔和之美,马背上孔武征战的心事沉寂了下来,少了既往的壮怀激烈、怒发冲冠,多了从容闲雅、纡徐温和。环境是可以改变人的,这么一些人居然坐而玄谈,或者于

曲水前共度流觞之乐,以至于把笔挥毫,人的感觉越发细腻了。王献之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山川给人的感受就是渐变,接受,喜爱,融汇。审美感觉变化了,也就影响到笔下,无论是用笔、结构,还是节奏、韵律,都随之悄然变化。

 北雄南秀,这个结论自有它的道理。自然环境是长存不衰的,相与适应的人文氛围,也是在长时间的积淀、磨合中弥漫的,也因此带有很浓郁的独特气息。一个在长安、洛阳出生、成长的书法家,他所接受的粗犷、厚重、质朴、古拙的气息,随之与生俱来。他的视觉内容、思维痕迹,也因此对某一方面的审美感觉尤其敏感,在书法临写、阅读、创作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有自觉的追求。

由于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的渗透,笔下流露出的艺术风格指向也更主动、积极。北碑南帖,它们的存在是有地域之别的,因为它们由不同地域的人所创造,不同的精神家园,不同的艺术风格。这就如同秦腔,它是属于西北那一片土地的,它很难成为江南人的爱物。

 清人沈德潜认为:“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心会。”学书提倡遍临百家,肯定要超过学书者本身的环境,吸收与此所不同的表现风格。不同环境下的书手,还是赞同碑帖兼修是有益处的。正是由于对另一种艺术表现方向不熟悉,受到不同的艺术风格的诱惑,产生了探魅的积极性。

通常,由碑而帖或由帖而碑的书手,都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技巧方面,专注于不同的用笔、结构、速度,以为大要,从而忽略了对于碑、帖之外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感受,孤立地面对一方碑或一纸帖。这显然是得标忘本的作为,手上技巧把握了,内心感受却依旧浮浅。

 唐人权德舆认为:“会性情者,因于物象。”如果对物象没有介入深沉的性情,并琢磨其相关联的生存根源,对于物象的把握只能是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