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颂》又称《杨猛文颂》,于东汉建和二年刻于褒斜山谷幽僻处。从其内容来看,是用来表彰杨猛文等上奏请求修复褒斜道的功绩。其书刻自然飘逸、笔力遒劲,被后人推崇有加。
时代原因
长垂笔源于篆书并在字体的演变中在汉简中被广泛使用。隶书萌芽于秦末,在汉代兴盛,汉代最通行的字体是汉隶。汉隶在古隶到八分的演变过程中,直到东汉中后期才成熟,因此,刻于东汉中期的《石门颂》自然摆脱不了汉简的影响。
从“守”、“春”、“宁”等字用圆转替换转折,带有篆意,与汉简用笔接近,除去增加字形变化的原因,其字形及用笔皆与古隶有着联系。特别是第3行“命”字、第11行“升”字、第17行“诵”的长垂笔,上细下粗,随书写延伸逐渐加重。西汉时期的简牍,因书写者需持简,简面平滑,故行笔速度较快,书写也较为率意,从而容易有长垂笔的出现。且竹简细长狭窄,不适合横向波磔,整体字形偏纵势,上下字出现连系,也是导致长垂笔的原因。而《石门颂》是凿刻于摩崖石壁上,粗糙的岩石表面注定无法像在简牍上那样快速流利书写,笔画也无法像通过对毛笔的提按形成明显的粗细变化,但仍然可从中看出垂笔的变化。由此可见,《石门颂》的垂笔与汉简十分相似。
《石门颂》 局部
而刘熙载在《艺概》中有提出:“隶书《杨孟文颂》‘命’字,《李孟初碑》‘年’字,垂笔俱长两字许, 亦与草类。然草已起于建初时,不当强以庄周注郭象也。”他认为,《石门颂》中的长垂笔来源于草书。
章草始于秦汉年间,被张怀瓘称为“即隶书之捷”。章草来源于当时为民间所用的隶草。章草中末笔的波磔与隶书中的波折较为相似,且一个诞生于隶书盛行时代的书体,自带有隶书笔意。《石门颂》凿刻的年代恰好是章草的发展时期,虽前者为歌功颂德的官方碑刻,字体规范庄重,后者是仅仅为民间所用的流行书体,但是,书丹者若长期受章草书写的影响,在书写官方隶书时,就会不自觉地掺以章草笔意。因此,《石门颂》用笔方式也受到章草的一定影响。长垂笔用于书写者性情的挥发,带有草书的飘逸灵动,增加了审美情趣, 被称为隶中之草。再者,今草是在东汉末年民间流行的新书体,虽成型晚于《石门颂》,但在东汉永元年间书写的《永元器物簿》就是带有今草意味的典型隶草,此件作品早于《石门颂》60多年。不同于汉简与章草的字字独立,《永元器物簿》中出现了个别上下两字相连。从这可看出,今草已经在隶草中萌芽。今草因更注重性情的释放,而会有夸张的长垂笔出现。且《永元器物簿》,“年”、“之”等字的垂笔尤为夸张,所以,《永元器物簿》中已经有今草的特征。《石门颂》处于今草的萌生时期,书丹者受今草特征的影响,把竖笔拉长为悬针或垂露的势态。
自然原因
汉中地区多为丘陵山地,河谷地貌的摩崖壁面凹凸不平,当时刻工粗糙,多靠凿摩而成,所以笔画圆润古朴。《石门颂》刊刻于人工开凿的汉中石门隧道西壁,随洞壁的拱形而具有弧势,岩质为被页岩,该种石质易脱落、易碰裂,所以刻工在凿刻时在单刀的基础下还需加快速度。加上洞内光线昏暗,刻工凿刻时可能较为仓促,故刻时随意率性,不受拘束。在这样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难免有写意的“草意”出现。
《石门颂》 局部
翁方纲在跋《李孟初碑》中说道:“娄机《汉隶字源》云:‘汉碑年字垂笔有长过一二字者。’然此碑娄所不载。《杨孟文石门颂》‘命’字则以石纹断裂适当垂处,不遑写下一字,而引上脚使长,又与是碑‘年’字不同。”可见,他认为由于是凿刻在天然石壁上的摩崖刻石,再加上隧道由人工使用“火焚水激”法开凿,热胀冷缩使得岩石酥裂而易产生的豁口,因此,石头的本身裂纹是无法避免的。仔细观察《石门颂》原石,就可发现在“命”字下处存在明显的斜断面,无法书写,书丹者就研习汉简的长竖使下面两字空出,从而避开这个裂缝。
汉中石门地区风景秀丽,山势险峻,峰林苍翠,水瀑倒泻的环境和独特的历史文化易于激发书丹者的情绪,加上褒斜道修复带来的将激昂的情感融入自然,带入石刻。在如此的氛围下,书丹刊刻就附带有抒情达意之功效,《石门颂》疏朗的结体、舒展的线条随性的布白都是这一点的体现,所以长垂笔也才更易出现。
人为原因
康有为在《广义舟双辑》中提出:“《杨猛文碑》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碑中‘年’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与《李猛初碑》‘年’字同法。”康有为认为拉长的垂笔乃书丹者故意为之。
《石门颂》全石有多处裂纹,但并未都将垂笔拉长以避之。由于西部地区受地形阻碍,经济文化都相对较为落后,褒斜道的重修,促进了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于是就有为了彰显功绩的石刻。颂,本就是歌功颂德之意,再纵观其全文内容,透露出的是浓重的封建儒家礼教思想。且全篇唯“升”、“诵”、“命”三字拉长,因此,除去石壁等客观原因,可知乃书丹者有意突显此字。
儒家学说在时间上在西南地区传播较晚,在景帝时期为了整顿该地区的蛮夷之风,就选派蜀中学者至京师太学学习儒学后回当地传播。两汉发扬儒家思想,到东汉发展为具有完整宗教体系的儒教,在当时社会中备受推崇。且在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原始宗教就盛行巫术、占卜、对祖先的崇拜,于是,今文经学创立的阴阳灾异天人感应神学与今文经学延伸出的谶纬神学就开始在蜀地传播。
《石门颂》中, “高祖受命”,汉高祖刘邦乃天子,即指受命于天意。不仅表达了对皇帝的尊敬,更是蕴含了对汉王朝的繁荣不息的美好向往。“武阳王升”王升是当时的汉中太守,书丹者将“升”拉长,却短于“命”字。这是对王升表现敬意,但却不逾越于汉高祖,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石门颂》里“诵”字不止出现一次,却唯独将“世世叹诵”之“诵”拉长,是为了表达杨猛文复修褒斜道的功绩将被永久传诵。由于当时谶纬儒学的盛行导致崇尚君权神授,把帝王的形象高度神化,有助维护皇权的权威,把现实的政治权益通过天命表现。加上巴蜀原始宗教对“天神”的崇拜,因此,产生原因之一为垂笔拉长的“命”、“升”、“诵”是受儒教影响的产物。
图腾祖先是最早的祖先崇拜,古巴蜀地区对祖先的图腾崇拜十分流行。那么,书丹者有意拉长的垂笔,亦可被视为是为表示对君王、太守等上位者和修复褒斜道功绩的变相“图腾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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