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所藏郑燮行书《笔谈一则》(见上图)作于乾隆二十年(1763),纵49厘米,横75厘米,内容为:“苏学士用宣城诸葛齐锋笔作字,疏疏密密,无不如意。后至惠州儋耳,囊中笔罄,乃用三钱鸡毛笔,心手俱不相应,亦苦矣。余不喜湖毫,多用画家羊毛着色,尤以泰州邓氏羊毫散笔为贵,婉转飞动,乍沉乍浮,无不如意,其亦宣城诸葛之齐锋乎?予何敢妄拟东坡?而用笔作书皆爱肥不爱瘦,亦坡之意也。乾隆癸未秋八月,郑板桥书付尚宾老人藏之。”
这件作品整体尺幅不大,笔画极少放纵,风格介于平正和怪异之间。在郑板桥的真迹中,有的相对平正一些,有的极力放纵,二者可区别看待。前者如他的抄《四书》作品;后者多为中堂和对联作品,用笔极力跳宕,卖弄得有些过头儿。一般而言,当极力要表现与众不同之时,就会有很多造作之处。这件作品,字里行间透出苏、黄的信息:字形紧缩、肥重短粗者近苏,笔画细瘦者近黄山谷。此作中,有些字形特别近黄。如“应”、“意”二字,无疑出自黄山谷《寒食帖》题跋。“笔”字亦是,只是有意缩短横画,变化一下。推测一下郑板桥当时的创作情境,极有可能是触景生情,思量古人,有感而发。
此作主要内容是谈论毛笔的选择运用,言辞中充溢着对苏轼的倾慕和借鉴,仿佛少女泄露了自己的心事,说起来饶有趣味。苏轼虽说“后到惠州儋耳,囊中笔罄,乃用三钱鸡毛笔,心手俱不相应,亦苦矣”,不过他当时还是写出了《寒食帖》这样的千古名作,可见书家的情绪调动是最重要的。郑板桥对苏轼心仪已久,毫不掩饰:“予何敢妄拟东坡?而用笔作书皆爱肥不爱瘦,亦坡之意也。”苏轼是“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寒食帖》又是其代表作,笔意与诗句内容相吻合,遂成千古名篇。黄庭坚认为,只要点画有情,病处也美,与苏轼的“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若合若契。这一观点,从郑板桥的创作中也可以感受到。
郑燮行书《笔谈一则》
郑燮行书《笔谈一则》
文人书家如果说在民间有绝对尊崇的话,我想不外乎李白、唐伯虎和郑板桥三人。李太白醉酒捞月的故事流传甚广。他一生踪迹飘忽不定,遍布大半个中国,乃极少数享有国际声誉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唐伯虎和郑板桥距今相对较近,民间流传的逸事更多,有的还被拍成了电视剧。
实际上,唐伯虎穷困潦倒,哪有那么多风流韵事呢?吃饭都已成为问题,何曾有心思“点秋香”?现在,他的故居也是破败不堪。郑板桥虽有郑袖之癖、余桃之好,却算不上有怪癖,因为这是当时文人的常见病。“怪人有怪癖,怪人写怪字”,这样的解释对郑板桥来说或许很勉强。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郑板桥刻意求变,用力过猛,半生不熟,不算成功。
康有为评价他是“欲变而不知变”,林散之认为他的作品是“俗中最雅,雅中最俗”,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郑燮的艺术格调问题。但从出发点来说,郑板桥的求变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只是他选择的是一条偏道,创作上不稳定,忽好忽坏。而且传世作品中,谭木匠和他弟弟郑墨仿造的有很多,客观上也影响了后人对他的艺术评价。综合来看,郑在书法上的“怪”超过了金农,水平却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但郑板桥在民间的知名度更大,这就是所谓的大家和名家的区别吧。
郑板桥用笔的个人习惯在于强化起、收、转折处的小动作,用力使按,收笔时惯性拐动或挑笔而出,转折处形成“关节粗大”的样子,长笔画放出时极尖细,形成强烈对比,几个字相隔,穿插一个草书跳跃一下,看起来每一笔都是病笔。说句不客气的话,郑板桥的书法携带了“病毒基因”,因为才气过人,所以没有病毒大爆发,组合起来,反而有相当强的趣味性。
后学如果在性情和才气等方面没有他这种调控能力,断不可走上这条求变路。而且,这种风格,有郑板桥一个就够了,两个便是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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