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的帖学书法审美

近代沈尹默先生坚持帖学,其来有自。魏晋以降,帖学一脉虽然代有传承,但颓靡的趋势也是无人能够挽回的。清末民初,在康有为的鼓动下,碑学大潮逞一时之盛,帖学被悬置到角落。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言:“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沈尹默以其高迈的艺术眼界和书法热情,不畏权威,不随流俗,旗帜鲜明地继承和倡导传统“二王”书法,主张“回归‘二王’书法”,明确指出由唐入晋的书法之路才是中国书法之正路。他以自己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使当时可能被淹没的帖学书法重新崛起,挽“帖学”于衰微颓败之中,探索出书法帖学的新美学原则。

一、在碑学与帖学之间张扬古雅风与书卷气

沈尹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是著名诗人和书法家,还出任过北平大学的校长。1918年,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的努力下,成立了“书法研究会”和“画法研究会”,沈尹默担任“书法研究会”会长,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中最早的最高学府书法研究者。正是这份沉重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身份,使他终身致力于书法,在沉浸帖学的同时,又临写汉魏六朝碑版,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写唐碑,用碑的雄强美来调剂笔力的软弱。他五十岁前后进行了一次“变法”———花大精力致力于行草,主要是写米芾、虞世南、褚遂良,再上溯追摹“二王”书风。其间,他对“二王”诸帖下的功夫最深。他在故宫博览了历代法书,最钟情的还是“二王”。他从全面吸收北碑和帖学的营养又转向专攻“二王”,严守笔法,刻意古雅,所作气韵生动、笔墨清润,尽洗碑体难免的狂放粗豪,最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书法作品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深得各界人士的喜爱。

沈尹默与现代中国书法文化复兴是紧密相关的。他除了在书法创作实践上致力于弘扬帖学以外,还花大心血以上海为中心,培养了大量的书法精英人才,且渐行渐远,影响了整个中国。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北大“书法研究会”慢慢消散。到2003年,北京大学才重新把沈尹默当年创立的书法教育体制续接起来。这时我们发现,有人对沈尹默的成就充满误解。比如有人说:“沈尹默在20世纪站在‘二王’门外。”这一观点的产生同当代书法剑走偏锋、丑书走红的倾向紧密相关。可见,重新评价沈尹默的当代意义极为重要。

关于沈尹默,有一桩公案必须澄清。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刘三招饮我和士远,从上午十一时直喝到晚间九时。我因不嗜酒,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这件事情隔了半个多世纪,陈仲甫那一天的音容如在目前。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习气。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我和陈独秀从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一九一七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

在1906年,陈独秀27岁,而沈尹默25岁。陈独秀看到沈尹默的一幅字而随口评说“其俗在骨”,于是这一并不准确的评价在中国书法界几乎成为对沈尹默一生的“终评”。其实,如果回到常识:一个25岁的青年听了一个27岁青年偏激的评价,怎能成为一代书家终生铭记的告诫?况且,一位书法业余爱好者之言又怎能给一位著名书家盖棺定论?我当然不同意这种流俗看法。反过来我把陈独秀的字与沈尹默的字做比较,发现陈独秀的字倒可谓“其俗在骨”!1913年沈尹默再到北京大学教书,下课后全力以赴习字,为改积习而写北碑,力求横平竖直,铁骨铮铮。他苦写了18年。1930年,沈自感下笔已能稳、准、狠,且游刃有余。

进一步看,沈尹默先生听了陈独秀的话后,不仅没有反唇相讥,反而于1917年在北京遇到陈独秀时,向蔡元培校长推荐了陈独秀做文科院的院长,一代学者的高风亮节、一位大家的磊落胸襟,就这样鲜明地体现出来。沈尹默和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曾轮流主编《新青年》。《新青年》是当时的重要理论刊物,对“五四”运动起了一定的思想解放和民心唤醒的作用。沈尹默比较谦虚,说自己因为视力不太好,没有参与太多的工作。其实他还是做了很重要的工作的。确切地说,沈尹默对“五四”时期北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位学问浅薄者能够成为书法大家。沈尹默正是以丰厚的学问涵养了书法。1913年的春天,沈尹默受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何时之聘,到北大任教。他开始是教《诗经》和中国史,而不是书法。在北京大学能讲《五经》中的《诗经》、能讲中国历史的人,其国学水平当然了得。可以说,沈先生首先是个学者,是一个思想者,其次才是一个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