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画僧史国良

1998年至2000年,我在北京画院王文芳画室研修学习,期间也有幸聆听了其他诸多著名画家的教诲,诚可谓受益匪浅。

一天上午,知道是史国良要过来给我们上课,我早早便在教室里选了一个靠前的位置。作为一个作家和从事过多年新闻工作的人,我对富有传奇色彩的画僧史国良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不过,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史国良并没有身披袈裟,但他所穿的布履青衫和那打眼的光头还是将他画僧的身份显露出来。他的身后跟着一位清瘦俊朗的小伙子,想必是他的学生。

说实话,那堂课我听得并不是十分专注。听其他老师讲课,我的笔记会有条不紊、密密麻麻地写满几大页,而听史国良的课,我却只记了几个要点,因为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去猜想他的身世和现在的境况。但我还是领教了他的画功是何等了得!讲到兴奋处,他给我们作示范,只寥寥数笔,人物的种种情态样貌便毕现于纸上。他反复强调,对生活的观察、写生是一个画家终生的必修课。在不算很长的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讲到了主题立意、笔墨色彩、配景构图,言简意赅并适时示范,令我们佩服不已。当话题中偶尔谈及他的老师黄胄、周思聪时,他的敬重之情便溢于言表。

史国良作品欣赏

下课了,史国良刚迈步走下讲台,有些机灵的学生便急忙跑上讲台,欲把他课上示范的墨宝据为己有,但被随他而来的学生给拦住了。这时,史国良转过身来,轻声对学生说:“别那么小气嘛!”学生看了他一眼,就不再叠画收画,跟着他走出了教室。这时,我鼓足勇气,急匆匆跑出教室,面对史国良,先进行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个记者、作家,同时还是《今日东方》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并表达了自己想约个时间对他进行采访的愿望。大概是看我比他年长且态度十分诚恳,他并没有拒绝,只是稍稍迟疑了一下,然后就把自己家里的电话留给了我。

史国良作品欣赏

史国良的忙碌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大概约了三四次,一个下午,我总算如约走进了他在潘家园的精舍:进门是一间长方的客厅,不算大,一应家具皆古色古香,且有齐白石、张大千的画作饰壁。史国良当日穿着一身姜黄色长衫,接我进门时便是一个标准的佛家迎客手势。一声“阿弥陀佛”后,他示意我坐在靠里的位置上,然后自己才有礼貌地坐在茶几的外侧。他的那位学生跟我打了声招呼,立刻将一杯香气氤氲的热茶放在了我的面前。

史国良作品欣赏

与其说是采访,倒不如说是聊天。史国良小我六岁,我们算是同代人,相互间有不少共同语言。我很快丢掉了拘谨,让聊天按照我的采访意图极为顺畅地进行下去。曾经写过长篇小说和许多散文的史国良谈锋甚健,加之我们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又有许多相似之处,且都是文学艺术的痴迷者,所以我们聊得十分投机。

史国良作品欣赏

史国良1956年出生于北京。那时,他的父母每月的收入不过七十多元,却要养活七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不过,史国良天性痴迷画画,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从不退缩,并在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首届研究生班。1985年,他从解放军艺术学院转业到北京画院,正好受到了艺术界“85思潮”的冲击。一时的迷乱之后,他很快坚定了走中国写实人物画之路的追求,但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成功,必须进行开拓和创新。于是,他想到了西藏。多次进藏的经历让他与青藏高原那片圣洁的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走进了佛门……

采访的成功使我拥有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随后,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史国良,走入佛门的国画家》的初稿。史国良的认真让我钦敬不已。他不但在我的初稿、二稿上进行了很多改动,还在结构和某些段落上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这也足见他写作功力的深厚。第三稿拿给他看时,他依然十分认真,在做了几个小的改动之后,他面露喜色,对我说:“不错,可以了。”

我立刻将这篇七千多字的稿件拿给当时《今日东方》的编辑部主任看。他事先非常看好我的这篇稿子。两天之后,他便在电话里很高兴地告诉我,稿件已经送审了。可是,因为一些缘故,此稿未能在《今日东方》上发表。

稿子未能发表,我的辛苦努力可以不计,可我如何面对十分重视这次采访的史国良呢?直到2004年2月4日,《洛阳广播电视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这篇稿子后,我才急忙给史国良打电话,可是一连多天,电话始终没有人接。进山了?出国了?搬家了?再后来,看到有关他的报道,我才确定他已经搬家了。

那之后,我们再也未能联系上,但我偶尔会在一些媒体上看到有关他的消息。

对于他的出家,他的书画打假,他的较高的见报率和出镜率,一些人多有非议,可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正是史国良值得肯定的地方。他不把自己放在一个超凡脱俗的位置上。作为画僧,他可以深切体悟佛教教人向善的真髓和僧众们虔诚的心理,所以他的佛教题材的画作才会区别于他人同题材的作品,显得那么生动、庄重;作为凡人,他和我们一样,亦有喜怒哀乐,这一点,谁又有权力剥夺?我的老师王文芳这样评价史国良:“不管别人如何评论,他的画画得确实很好!”这句话说得很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