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昌炽

叶昌炽——有卓识而无卓举者
叶昌炽(1849-1931),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入籍江苏长川。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叶昌炽是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是第一位确认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宝藏价值的人。

叶昌炽早年就读于冯桂芬开设的正谊书院，曾协助编修过《苏州府志》。1889年应试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入京任职于国史馆、会典馆等处。1902-1906年担任甘肃学政，在1906年由于清朝废除科举、因而也就废除主管科举的学政之官时被撤职。叶昌炽学识渊博，著有《语石》、《缘督庐日记》、《藏书纪事诗》、《滂喜斋藏书记》等书。叶昌炽在1902年2月被任命为甘肃学政，6月到兰州上任。他的职责主要是按试诸生，考核教官，所以在4年中他巡行了甘肃省的各府州县，大概只差敦煌县没有涉足了。叶昌炽来甘肃前，刚完成《语石》一书的初稿，所以他一到兰州便开始收集河陇石刻资料作为补充，敦煌县县令汪宗翰就是他托付寻找资料者之一。叶昌炽大概在上任不久就接到汪宗翰关于莫高窟藏经洞情况的报告，所以他会托汪宗翰为《语石》一书代求些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碑刻资料，先后得到《大中五年（851年）洪辩告身牒碑》拓片、《宋乾德六年（968年）给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大般涅槃经》四卷、梵文写经31页等；然后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叶昌炽估算这些东西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一时经费无处落实，于是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汪宗翰在1904年5月执行了这条命令。这些情况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略有记述。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903年12月30日）、三十年八月二十日（ 1904年 9月29日）分别记载道： #$$$$$$$$$$$$$$$$$$$$$$$$%

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片。……栗庵共拓寄：《唐索公碑》，其阴《杨公碑》；《李大宾造像》，其阴《乾宁再修功德记》；经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像》四分，《皇庆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又旧佛像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至门熔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据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大中碑》亦自洞中开出。

汪栗庵来公私两牍。……又宋画绢本《水月观音像》，下有《绘观音菩萨功德记》，行书右行，后题"于对乾德六年岁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题记"。……又写经三十一叶。……皆梵文。以上经像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

在这两则日记中，所说的汪栗庵就是汪宗翰，汪宗翰除了迷上一些敦煌文物文献，还通报了藏经洞发现的情况，可是很不准确，给叶昌炽的印象只有数百个卷子，而且已经被各人瓜分了。这说明汪宗翰当时还没有弄清楚莫高窟藏经洞的实情，可能只是听了王道士的谎话，并没有亲到洞窟检点。除此之外，叶昌炽还从敦煌文人王广文手上得到一些敦煌文物和文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九月五日（1904年10月13日）记道： #$$$$$$$$$$$$$$$$$$$$$$$$%

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谱之谊馈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写经两卷，画像一幅，皆莫高窟中物也。写经一为《大般若经》之第百一卷，一为《开益经》残帙。画像视栗庵所贻一帧笔法较古，佛像上有贝多罗树，其右上首一行题"南无地藏菩萨"，下侧书"忌日画施"四字，次一行题"五道将军"，有一人兜牟持兵而立者即其像。在一行题"道明和尚"，有僧像在下。其下方有妇人拈花像，旁题一行云："故大朝大于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元初碑版多称"大朝"，然不当姓李氏。此仍为唐时物耳，公主当是宗室女，何朝厘降，考新旧《唐书》外夷传或可得。 #$$$$$$$$$$$$$$$$$$$$$$$$%

叶昌炽从王广文处得到了藏经洞的又一些重要文献文物，并且进一步了解到莫高窟藏经洞的较真实情况。此前叶昌炽已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但这显然不合王道士的心思，所以王道士表面应承，其实仍然不断从洞窟中取出一些来悄悄出售，以换得莫高窟的维修费用。就在这时，1906年，叶昌炽被撤职回乡；第二年，已身在新疆的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来到敦煌，得到了发现藏经洞的风声，于是迅速来找王道士，用少量的银子就取走了第一批文物文献。接踵而来的是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等外国探险家，也都悄悄地"买"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文物文献。

叶昌炽回乡四年后，在《缘督庐日记》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1909年12月28日）及十二月十三日（1910年1月23日）又分别记道：

午后，张暗如来言，敦煌又新开一石室，唐宋写经画像甚多，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载而去，可惜也！俗吏边氓安知爱古，令人思汪栗庵。

午后，张暗如来，携赠《鸣沙山石室秘录》一册，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间所藏经籍碑版、释典文字，无所不有。其精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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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昌炽在事隔数年之后，获悉敦煌宝藏被法国人低价买走，万分悲慨。但他不知这些藏经其实都出于同一藏经洞，还以为又发现了一个新窟。他开始怀念起能够注意保护敦煌文物文献的汪宗翰来，并且悔恨自己当时为何不再往西走上一千里路，亲自到莫高窟看个究竟呢！他说当时"竟不能罄其室藏"，还是考虑经费问题，既然公家要拨五、六千两银子那么困难，为何我不自己倾家荡产来凑足这笔经费呢！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但这种做法显然是太书生气了。王道士发现的文献文物是国宝，并非某个人可以私自占有的，叶昌炽作为一省文化部门长官，完全有权下令收缴全部出土文物文献。但可惜当时人们似乎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谁发现了谁就可以据为己有。要不然，王道士有何法力长期据有这么多稀世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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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注意的是，斯坦因"买"走了第一批文物文献之后，甘肃政府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情况，并作了补救，但那补救的方法却极其愚昧：由敦煌县府责成王道士将部分经卷装在两个木桶中，桶表油漆彩画，然后钉上盖子。桶的中心被做成空的，套在木柱上，可以推动旋转，立在佛殿一侧，称作"转经桶"。除了这些装入"转经桶"的，其馀的经卷则仍令堆在洞中，由王道士"妥为保守，毋再遗失私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王道士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当然也就不会认真执行这样的命令，所以造成敦煌文物文献不断流失的原因各方都有，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则是主要原因。王道士在上"活佛"慈禧太后的疏中指称一万两太后批拨的用以保护藏经洞文物的银子一两都没有到他手中，这只能解释为中途被各级贪官截走了；如果说此事可能原属子虚乌有，王道士只是道听途说，那么后来北京下令将劫馀文献全部运京并奖励王道士六千两银子而最后王道士到手时只剩三百两的情况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