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先生的教学总是同他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像在《历代韵文选》课上，先生给我们讲过敦煌变文，从敦煌石室的发现，伯希和、斯坦因劫走大批藏品，到《张义潮变文》、《王昭君变文》和《燕子赋》等众多内容，使我们这些刚上大学的学生们了解到许多从未听说过的知识。到后来王重民等六位先生整理的《敦煌变文集》出版了，我们才知道给我们讲课时可能先生正在关注、研究变文。1934年和1948年王重文、王庆菽两位先生先后从伦敦、巴黎带回来一些敦煌变文的照片和钞件，这期间学术界出现了敦煌文学的研究热，而启先生正是把当时最“前卫”最新的信息传达给我们了。

    启先生讲课，写文章极注意做到深入浅出，化繁富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从不板起面孔故弄玄虚地吓唬学生，所以总让人感到读书求学乃是一项愉快的活动，而不是那么枯燥乏味，艰深困难。如诗歌格律问题讲不好就很使人厌烦，但启先生却绘成图表教我们掌握其变化规律，使学生很容易就了解到它不但有规律可循，还有其灵活性。至今我们还保存着几张他亲手绘制的律诗平仄表，工整的墨笔字和朱笔符号，那是先生三十几岁时的墨迹。而这也正是他后来所著《诗文声律论稿》的雏形。

    可能是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启先生的文章总是有首有尾，脉络分明。开宗明义交代写作目的，然后逻辑严密地铺展开去，而且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却总不偏离文章的核心。如《〈兰亭帖〉考》首先说明什么是《兰亭序》和《兰亭帖》，再梳理世传的五类《兰亭帖》摹本刻本的情况及真伪问题，最后论断说：倘有荆溪吴氏所藏唐摹本存世，得与神龙本“汇合而比较，则《兰亭帖》的问题或者可以没有余蕴了”。文章既极专门，又很通俗，所以我们外行人也能看得明白。——聂石樵、邓魁英《启先生教学和治学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