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的一天，数十位学者会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讨论启功先生的新著《汉语现象论丛》，对这部别开生面的著作给予高度肯定。讨论结束前，一直正襟危坐、凝神倾听的启先生站起来讲话。他微躬身子，表情认真地说：
我内侄的孩子小时候，他的一个同学常跟他一块上家来玩。有时我嫌他们闹，就跟他们说，你们出去玩吧，乖，啊？如此几次，终于有一天，我听见他俩出去，那个孩子边下楼边很有些不解地问：那个老头老说我们乖，我们哪儿乖啊？
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给我的感觉就像那小孩，我不禁要自问一声：我哪儿乖啊？
听完这最后一句，静静的会场里伴随着欢笑，响起热烈的掌声。
真令人拍案叫绝！一则故事，一段比兴，传达了谦虚，暗和了感谢，表现出风趣与幽默。这，就是我们熟悉和爱戴的启功先生。——刘石《我所理解的启功先生》
《汉语现象论丛》是一部智慧的书。对此有所觉知，有所挹取，可以苏活学人的心智，助长学术的正见。这也是《论丛》在今天特别具有的学术意义。
今人治学，喜操方法。这当然是好事，但看看详情，却颇不令人乐观。常见方法的使用，实则只是使工具，道器一如的方法论，已被降为工具一层论。工具当然不是自家打造。学术开放，国外理论大量地传来，使工具的拆兑有了方便。这主义、那理论，套套地来，件件地使，见李逵说板斧，见鲁达说禅杖。学术的进展很大程度上不是表现为客体认识的深化，而是角度的翻新。可以不为理论的外来忧，却须为方法的套用惧。因为与此相伴的实际是我们的学术从业者主体能力的日益暗弱。以致知为目的的学术，会因此丧失自己的本质。这种学术的“方法病”，不自今日起，它由来甚久，是一个近代现象。如启功先生这本书里所论对的“葛郎玛”，就是“办洋务”形势下的一个学术舶来品。这也不限于语言一科，甚至不限于学术界。试问自从国人觉得自己不如西洋之后，有哪样“维新”不是从仿造开始？干实业，照抄照搬可以立见其不通，但在学术，却可以因其表面的不关国计民生而维系其长期的昧。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以其对汉语特征的那种独到见解博得喝彩，尤当为之喝彩的是流动于其中的那种睿智，和作者的那种用自家头脑面对问题的治学气度。对于明确什么是真正的学术方法，这些流动的智慧实在有发壅起蔽的开示意义。——李山《〈汉语现象论丛〉中的学术智慧》
启功先生曾多次对人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只是一个中学生。”
这是事实。没有经过大学学院教育的正规训练，这是他的不幸，更是他的幸运。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没有任何学院教育的框框束缚，学杂诸家，不主一说，随心所欲，始终保持着自由自在的思维本色。——郭英德《无法之法：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