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建立元朝后,对汉族文人极为轻视,时有“十儒九丐”之说。元人朱思本曾言:“儒生心事良独苦。”当时的文人进仕无由,便隐居山林,寄情笔墨,文人画得到发扬,尤以“元四家”的山水画成就最高。相比之下,人物画则较为逊色,这是缘于“方今画者,不欲画人事。非画者不识人事,是乃疏于人事之故也”(任仁发《瘦马图》上的跋语)。当然,元代也不乏画人物的高手,张渥就是个中翘楚。

张渥(?—约1356),字叔厚,号贞期生、江海客,祖籍淮南,后居杭州。时人顾瑛在《草堂雅集》中称其“博学明经,累举不得志于有司,放意为诗章。时用李龙眠法作白描,前无古人,虽迹显人,不能力致之”。擅绘事,尤精人物画。师法李公麟。作品用笔细劲,形象生动。传世作品有《九歌图》、《瑶池仙庆图》、《弥陀佛像》等。

《雪夜访戴图》

顾瑛等人见过张渥临习李公麟的《九歌图》、马和之的《西园雅集图》和赵孟頫的《饮中八仙》等作品。黄公望、张雨都盛赞张渥的《渊明小像》。倪瓒称赞张渥的《九歌图》:“……俱有古人风流,今又何可得哉!”倪氏认为,《西园雅集图》中由张渥补画的黄庭坚、李公麟的形象与全卷搭配得天衣无缝。张渥曾为杨维祯绘《奏笛图》,杨氏引为知己:“淮南张渥人中杰,爱画道人吹怒铁。道人与笛同生死,直上方壶观日月。”可见张渥的人物画在当时极受推重。张渥擅长“铁线描”,对李公麟清丽流畅一路的人物画多有师承。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雪夜访戴图》(见左图),就体现了此类风格。

《雪夜访戴图》系水墨纸本,纵91.8厘米,横39.6厘米。此图表现的是东晋王徽之雪夜拜访戴逵的故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雪夜访戴》中载:“王子猷(王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戴逵)。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李白曾以“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的诗句来表现王徽之潇洒放逸的气度。张渥此画亦然。正如徐志兴吟咏张渥的《雪夜访戴图》:“铁线勾成万籁寂,徽之访雪月云低。往来乘兴何须见,默默此心无绝期。”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而内心忆念却绵绵不绝。

从传为王维的《雪溪图》开始,中国画苑就出现了很多雪景作品。明人文徵明云:“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盖欲假此以寄其岁寒明洁之意耳。”清人恽南田亦曰:“雪霁后写得天寒木落,石齿出轮,以赠赏音,聊志我辈浩落坚洁耳。”在古人看来,雪能荡涤尘垢,让人顿起高洁之思。在中国绘画史上,以“雪夜访戴”为题材的作品有李成的《山阴泛雪图》、黄公望的《山阴访戴图》、夏葵的《雪夜访戴图》、周文靖的《雪夜访戴图》等。另外,唐棣的《雪江归棹图》虽未假王徽之此事,但亦有“人在冰壶玉鉴中”之感……张渥的《雪夜访戴图》在同类题材中十分突出,用笔凝练,构图简洁,人物卓荦不羁的做派在此展露无疑。

张渥的《雪夜访戴图》描绘了夜雪初霁、月色清朗之际,王徽之乘舟而行的场景。溪岸边,老树槎丫,枝干遒劲,叶子尽脱;水面上,船夫用衣袖奋力撑篙,以示天寒地冻。王徽之袖手蜷坐,旁置书卷,双眸凝视,似读得入迷。王徽之神情安适、淡定自若,与船夫拱肩缩颈、极目远眺的神态恰成对比。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明人周天球的诗句:“如何袖手便忘机,回首东方已生白。”

张渥把线描勾勒和皴擦技法结合起来,描绘形象深得谢赫“骨法用笔”之长。正如蒋兆和所释:“骨者,乃构成客观物象之结构关系;法者,则循物象之结构进一步认真研究各部分的比例及透视、角度,以达到下笔有方,在平面的纸上画出体积感。”《雪夜访戴图》正是张渥通过线条的粗细、长短、轻重、刚柔、曲直变化,结合对画面黑白、虚实、简繁、疏密的处理,表现出特定环境中的人物形象,可谓情景交融,形神俱佳。描绘王徽之时,他仅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的五官,笔墨简洁,生动传神,呼之欲出;绘衣服时,用笔顿挫有致,隐手足于衣服之中,寓动感于纸上,繁而不乱,耐人寻味。船舱上的顶篷以细、密、短的“网巾纹”绘出,船沿以长直线绘出,水面那几根弯线以示水的流动之意。近岸的坡石以墨色渲染,厚重而不枯涩;老树用皴擦手法表现,屈曲活脱,松灵飘逸。在空间布局上,画家只在左下角布势,其余三个角都空出,计白当黑,虚实有致。此图笔墨有浓淡、虚实、疏密等的对比,层次丰富。画家把对事物外在形象(景、境、形)的描绘,同对事物内在本质(情、意、神)的把握和表达统一起来,达到了“物我紧密交融,自然与人打成一片”(见前苏联涅陀希文《古老的中国画》)的境界。

赏读张渥的《雪夜访戴图》,形象的描绘、感情的抒发、意境的营造都是借助于线条完成的。这也说明,线条对于中国画的形式美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线描本身就是独具美感的“有意味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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