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的美术院校中,中国画专业尚未形成体系。到50年代,全国美术教育逐渐形成规模,关于各院校中的中国画教学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个课题被提到日程上来。对传统笔墨的关注,自然引起国画训练中要不要把素描作为基本练习的争论。因为传统中国画坚持的是以平面的笔线、墨韵为基本因素的笔墨造型观,不同于西画那以三维空间的体面写实造型为基本因素的素描造型观。此外,中国传统绘画是从临摹古人模板入手,而西画则是从写生入手的。要让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融合在一起,必然会经过一段“磨合期”。其间出现矛盾,甚至“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在这段“磨合期”中,画家因观念和实践经验的不同而造成教学和创作的不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事实上,由于曾经在杭州国立艺专和浙江美术学院主持中国画教学的潘天寿的长期努力,那里已经形成了偏重于传统笔墨的中国画教学体系。这有别于徐悲鸿主持的北京国立艺专和基本遵循徐氏艺术主张的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后者对素描造型的要求更为严格,主张在此基础上练习笔墨。当然,潘天寿和徐悲鸿的教学方法并非截然不同,他们遇到的问题也颇为相似。因为包括这两所学校教员在内的所有从事中国画创作的艺术家无非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由临摹古画模板入手;另一类是先掌握一般的绘画造型基本功,然后再进行创作。前者需加强造型技能,后者则需提高笔墨功力。两者都需发挥自己的才智,把造型与笔墨统一在中国画的格调与趣味中。在这当中,有些中国画因融进了西画的造型而具有了“新”特征,被人们称为“新国画”。
这样,20世纪的中国画便在中西融合的大背景下沿着两条路线(传统文人画一路和引进西画以改良中国画造型一路)发展。两条路线的目标又是一致的,即:使中国画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在指出这两条路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它们之间没有截然的鸿沟,既保持着距离,又不时地互相接近。另外,每条路线又因地区和其他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流派。
对于中西融合一路的中国画家,尤其是人物画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可小视。蒋兆和、叶浅予、黄胄、周昌谷等画家所取得的成就是比较突出的。他们既认真学习和掌握了西画造型(包括人体的比例、解剖、结构和构图)的知识与技能,又下苦工夫钻研了中国绘画传统。尤其在中国画的笔墨上,他们努力把“形”的塑造纳入到中国画的“线型”结构中,将造型视为服务写意艺术的手段,以此来改进和完善民族传统的写意表现体系,从而为表现现代生活服务。
许多艺术家,尤其是人物画家,在实践中都有深切的体会。从他们的心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如此执著地追求艺术的原因。老一辈画家如徐悲鸿、蒋兆和的创作感悟自不必说,单在人物画中有突出贡献、其创作能代表当今中国人物画水平的画家的感悟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如黄胄在《生活创作技巧》一文中写道:“谈到中国画的笔墨、技法,诸如用线、用笔、用墨、用色等,我有这样的体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黄胄是从速写、素描走向中国画的。他说,对笔墨的运用有个熟悉的过程;对传统的东西,要一边画,一边学。再如,方增先、周思聪等人在研究中国水墨画传统和西画人物造型(包括西洋解剖学知识)两方面也下了很大工夫。可以说,若缺少其中一个方面的研究,他们也不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与人物画相比较,山水画、花鸟画的情况略有不同,因为写意山水画、花鸟画对形的要求不那么严格,但不能说山水画、花鸟画的创作不能适当地吸收西画的一些因素。实践证明,只要掌握以西融中的原则和运用的方法得当,山水画、花鸟画在这方面仍然可以走出一条新路。李可染、李苦禅的艺术道路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李可染,在艺术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西画的素描造型和明暗法,并把这些造型和表现因素糅合在中国画的写意体系与笔墨语言中,从而开辟出一条新路。
综上所述,20世纪的中国画所走过的道路离不开中西文化交融这一大背景。正是“西画东渐”和中西文化交融这一大势态,激发了中国人的思考,激活了中国艺术家的思维,使一些有作为的艺术家以不同的策略来应对这种局面。他们或以西画作参照系,通过中西绘画的对比来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掌握中国画的传统方法,发扬其优长,力求“以古开今”;或尝试在中国画的创作中有机地吸收和融会西画的某些观念和方法,以补充和改进中国画的表现语言。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是“以我为主”地看待西画对中国画的挑战。他们认定的方向和所走的道路,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最怕是一潭死水,停滞不前。文化、艺术是流动的。推进其流动的主要力量是现实生活,其次是外来的、他族的文化艺术的刺激。正如前人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不仅缘自它乐于和善于把自己文化艺术中的好东西给予别人,而且还缘自它乐于和善于接受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艺术交往和交融的过程中,我们的立场、态度以及采取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我认为,20世纪中西文化交融大潮既是对传统中国画的挑战,又是推动它向前发展的良机;传统中国画在这一大潮中得到了洗礼,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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