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城桥楚墓
浏城桥楚墓 简介
楚墓出土文物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铁器。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铁器数量在全国首屈一指。据湖南省博物馆高至喜先生统计，从1951-1964年有186座战国楚墓出土铁器共241件，品种30多种，主要有锄、铲、石奔、斧、镬等生产工具，及鼎、夹、带钩等生活用具，占总数的70%。1964年以后至今出土的铁器虽未作统计，据估计当不少于此数。出土铁器中数量最多的是生产工具，而这些工具又多非有意作陪葬品，而且弃于墓坑或填土之中，说明当时它们已不是很珍贵的东西，而是大量使用的普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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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是铜镜。长沙出土的战国铜镜，其数量之多、纹饰之精美为全国之最。1951-1964年，长沙出土铜镜470面，加上1964年以后出土的总数可达1000面，即已发掘的长沙楚墓中已有三分之一出土了铜镜，不少墓坑不到1米宽的小墓中都有铜镜随葬，可见当时长沙制镜业的发达。
三类是琉璃器，即原始玻璃，也叫料器。我国最早的琉璃器出现于西周，在陕西、河南、山东的西周墓中出现少量小件琉璃珠管，为作项链等装饰的用品。战国时期的琉璃，则主要出土于长沙，初步统计有近200座楚墓中出琉璃器达400余件，其中作项链等装饰的琉璃珠、管近300件，1990年浏城桥附近一座小墓中就出土玻璃珠140余颗。通过化验，长沙出土的玻璃器的成份以硅、铅、钡为主，属铅钡玻璃。文物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的杨伯达先生认为，铅钡玻璃为我国自己生产。世界上古代玻璃最早见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尔后西亚地区的玻璃技术一直都很发达。战国时期长沙楚墓出土的玻璃器和当时西文的玻璃器，虽然在器形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玻璃的成份却有明显的区别，后者成份以钠钙为主。由此可见，长沙当时不但有发达的玻璃制造业，而且可能与西文有一定的交往。
四类是漆木器。楚墓出土的漆器数量多，品种丰富，花纹精美，仅次于湖北江陵楚墓所出。尤为重要的是不少漆器上有针刻文字及烙印，1954年杨家湾6号墓出土的1件漆盒，盒底外和盖内都阴刻着“王二”的字样。1956年发掘的沙湖桥19号墓出土的1件漆耳底有漆书“某里×”字样。还有不少漆器的底部烙印有圆形、三角形或方形的印章，有的在不同地点发掘出土的漆器其印章大小文字一致，似为同一印模烙出，很可能由同一作坊生产。
另外，楚墓中出土大量仿铜陶礼器，均为冥器，一套至数套不等，有的不同地点出土的陶礼器形式基本一致，说明当时亦可能有制造随葬冥器的作坊。1989年中山商业大厦挖基础时曾发掘出制陶作坊的遗址，就是极为有力的证据。长沙楚墓中还有100多座墓中出土天平和砝码，有的出土1个或数个砝码，有的天平砝码同出，最完整的一套出土于1954年左家公山15号墓，除天平外，9个砝码大小依次排列，共重约250克，相当于战国时的1斤。此类天平砝码除湖南楚墓（以长沙为主）外，其他地区基本未曾发现。
从上所述，我们似不难想象：战国时期长沙城的手工业一定非常发达，城内有铁器加工、铜镜制作以及玻璃器、漆木器、陶器等生产的种类作坊。
根据长沙楚墓出土的文物推测，当时长沙城的市场亦应十分繁荣。战国时期的市场，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左传》宣公十四年：“楚子伐宋，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庄子·外物》：“索我于枯鱼之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仁成先生认为：“蒲胥之市应即是蒲席之市。因楚地多产蒲席，在郢都辟有专门市场，而以胥师管理之。”而“枯鱼之肆”则是咸鱼零售商店。因此，当时的长沙城中不但有铁器、陶器、铜镜、琉璃、漆器等制作工场，亦应有它们的交易市场。天平砝码就是这些市场交易的工具。天平砝码用作称量楚国金币的工具，这一观点已获得学术界的公认，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当时琉璃器的交易不是以件而计，而是称量计价，因此天平砝码也是琉璃制品交易使用之工具。这一认识的提出，对解决为什么只有长沙为主的湖南楚墓才出土天平砝码的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战国时期长沙一带琉璃制造业较为发达，市场繁荣，作为交易工具的天平砝码较多也是符合情理的。
综观长沙楚墓出土的资料，不但有助于研究确定长沙楚城的位置和规模，更有意义的是，这些资料已将当时长沙城发达的制造业和繁荣的市场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们雄辨的证明，长沙城不仅是楚南的军事重镇，也是楚国晚期一颗商贸经济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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