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与余秋雨是两个造诣深厚的文化名人，也是我非常敬佩的学问大家。这两位各自耕耘园地不同，待人处世的态度也大相径庭，两相比较，颇见情趣，也不无启迪。
启功先生以宽厚著称。一天，启功来到潘家园，看到门口的店铺都挂有他写的字。启功的第一反应是惊愕，继之又笑起来。这里竟是署有启功名号的书法作品的海洋，虽然没有一件是他亲手所写，但全部是仿他的书法写的。有人问他感觉如何？启功先生笑答，写得都比我好。有人又问，既是假的你为何不写状子告他们？启功又笑了：“这些假字都是些穷困之人因生活所迫，寻到的一种谋生手段，我一打假，也把他们的饭碗打碎啦！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启功继续说：“人家用我的名字是看得起我，他学的这手字一定花了不少功夫，再者，他是缺钱用，才干了这种事，他要是向我伸手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
秋雨先生则以“刻薄”而闻名于世。他似乎特别喜欢打官司，对于一切伤害他利益的人和事都不放过，特别是对于出版界的造假制假行为，他更是深恶痛绝，毫不留情。他利用一切机会抨击那些出盗版书的投机书商，在所有场合呼吁打击盗版，号召大家联合起来，严惩这些文化盗贼，甚至不惜为此上法庭打官司。秋雨先生曾在《山居笔记》里引用同遇盗版之苦的清代学者李渔的话来表示与盗版文贼斗争的决心：“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而且，不论到哪里，他都绝不给那些持盗版书的读者签名，不管你是否误买，无辜“有辜”。
两位文化名人面对文化界的假冒伪劣现象，态度各有不同，固然各有其道理，但我的感受却十分矛盾。在感情上，我倾向于启功先生，他是推己及人，古道热肠，自己过得不错，还为那些侵犯自己利益的造假人着想，生怕“我一打假，也把他们的饭碗打碎啦”。在理智上，我则服膺秋雨先生，他的做法无疑更具法制精神，更与时代合拍，也更有利于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他毫不怜惜那些以盗版为生的文贼，与他们势不两立，就是要砸他们的饭碗，就是要逼着他们改行，就是要让他们过不下去。这样做，看似刻薄寡情，其实正是他的大智慧，大慈悲，“道是无情却有情”。
突然想起电影《天下无贼》，那个较为“厚道”的女贼，为做善事替腹中胎儿积德，就想方设法保护带着6万元钱回家的民工傻根，让他觉得天下无贼，都是好人；秋雨先生则好似那个“刻薄”的男贼，他认为，谁也没有绝对不受伤害的权利，只有让傻根吃个大亏，才能成熟，才能知道江湖险恶。否则，就依傻根这种傻乎乎不谙世事不设防的傻劲，这笔钱在这列火车上不丢，他在下列火车上或在汽车上也要丢。同样，看完电影，我既为那个女贼的“菩萨心肠”而感动，但又觉得，从长远来看，还是那个男贼的话更有道理，也更高明。
启功先生潘家园的“宽厚”举动，是被媒体当作“传统美德”而肯定的，但显然不宜夸大推广；而秋雨先生与盗版做斗争的“刻薄寡情”，则凸显“时代精神”，尽管很奇怪的是一些文化人居然对此贬多褒少。平心而论，两人之所为，也确实不好以高下来分，但可以看效果；假冒启功书法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有恃无恐；而想在秋雨盗版书上发财的人可要小心了，抓住你就没有好果子吃。（陈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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