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少多磨的末代皇族，一段真挚情深的爱情故事，一位勤勉宽容的睿智长者，一代书画双绝的文博大家，《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启功》一书，为我们揭开有“当世第一书法家”之称的启功先生一生的风雨历程和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少年--出身皇族 家道败落
启功出身皇族，姓爱新觉罗。其始祖，是清代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弘昼（乾隆皇帝是排行第四的弘历），被封为“和亲王”。启功1912年生于北京。年幼时， 祖父疼爱他，让他拜雍和宫的老喇嘛为师。于是启功就成了教名为“察格多尔扎布”的记名小喇嘛。长辈希望他能得到“金刚佛母”的保佑，但是，启功1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
启功从小就酷爱绘画，幼时看到祖父拿着笔蘸上墨彩，在扇面上涂抹几笔，就勾勒出活灵活现的花鸟竹石。那时他便萌生了要学习画画的强烈愿望，于是也拿起了笔。尔后在祖父的引导下，他师承贾羲民、吴镜汀学习画画，且渐渐有了起色，得到了亲友们的赞许。在汇文小学读书时，启功的习作就曾被学校当作礼品赠送给友人。
当时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好几个书画陈列室，很多珍贵的古代书画作品经常轮流展览，重要作品展览的时间长一些。那时故宫的门票是1块银圆一张，每月一、二、三号减为三毛。这些展览对启功这样的穷学生有莫大的帮助，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郭熙的《早春图》，启功都是在那个时候仔细观摩过的。
启功十七八岁时，一次一位长辈让他画一幅画儿，并说要装裱之后挂起来。启功感到十分光荣，但那位长辈又对他说：“画好后千万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代你落款。”这意思很明白，就是看不上他的字。这对他刺激很大，启功从此暗下决心，发奋练字，几十年来刻苦钻研，始终不渝，终成一代书法大家。
青年--三进辅仁 幸遇恩师
1933年，21岁的启功笔下的书画文章，却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门生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傅增湘回来后，喜滋滋地告诉启功：“陈垣先生说你写作俱佳。”他嘱咐启功去见陈垣，并强调说，要向陈垣先生请教做学问的门径，傅增湘告诉他：找到一个好老师，比找到一个职业还重要，那将终生受用不尽。
陈垣帮启功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业，从此以后，启功就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启功认为“为人师表”是世上最高尚的事情。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谢学锦先生，就是启功在辅仁大学附中教过的一名学生。谢学锦回忆说：“我放眼看世界，就是在初一年级国学老师启功的熏陶下开始的。启功老师讲课生动，引人入胜。在他熏陶下，我对文学发生了极大兴趣，不仅学习课本上所选的诗、词、文、赋及小说片段，还到图书馆去借阅各种文学书刊。”家境贫寒的启功，能有这份工作实属不易，可是，虽然他兢兢业业地教书，还是被辞退了。理由很简单，当时辅仁的校长认为他中学没有毕业，怎能教中学？工作不到两年就失业，这对初次步入社会的启功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
1935年，经陈垣介绍，启功又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掌管美术系大权的教育学院院长，还是两年前那位中学校长。两年后，启功再次被他以“学历不够”为名解聘，启功又失业了。
当时北平正值沦陷期，在日伪控制下，物价飞涨。为了生活，启功不怕辛苦，分别在两家人家教家教，辅导他们的孩子准备考小学和中学，以换取微薄的报酬维持全家生活。他闲时集中精力在家中读书，或研究书法绘画。这时他的作品已经在社会上小有名气，间或作画卖画，以补贴家用。
陈垣得知启功再次被解聘的消息后，坚信启功是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他再次向启功伸出援助之手，再次安排启功回到辅仁大学。1938年秋季开学后，陈垣聘启功教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国文”。这是陈垣亲自掌教的课程，终于再也没有人会解聘他了。要不是陈垣先生的慧眼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聘用，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学问家启功。
启功到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时，决心似铁，教育家陈垣更是古道热肠，他告诉启功应该在教每一课书前，都要准备得非常熟练。启功有幸能到陈垣校长授课的课堂上亲聆教诲，观摩启发式的教学方式，看漂亮实用的板书。后来启功说：“当时师生之友谊，有逾父子。”
中年--划为右派 手抄著作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已入“不惑”之年的启功，正值事业、学问、艺术几近炉火纯青之时。启功身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运动初期，在本校并没什么问题，但是1958年却戏剧性地在中国画院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右派关系转到北师大后，启功已经被评定的教授职称被取消，薪水也降了一级，那时他的母亲和姑姑刚刚去世，对启功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是极为沉重的打击。
启功最困难的时候，陈垣一次在琉璃厂，偶然发现有几张明清画卷，他知道这些字画是启功最心爱之物，启功既然把心爱之物都卖掉了，想必经济十分拮据。陈垣当即买下这些画，并派秘书去看启功，带去100元钱。恩师的关怀和鼓舞，让启功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1959年，启功“右派”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右派分子不能再上讲台，启功下决心，要在艺术和学术上做些贡献。于是，他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于学术研究。读书，写文章，集中研究他所喜爱的诗词曲赋及骈文的韵律声调。启功根据多年的研究心得撰写了《诗文声律论稿》。这部著作从1961年开始构思，到“文化大革命”中，经多年的反复推敲和修改，书稿已经有一尺多厚，但是那个时候学者出一本著作谈何容易，书稿放在家里，启功不放心。“文革”中流行工农兵集体创作，他怕被充为公共财产。启功终于想了一个办法：他找来最薄的油纸，晚上在灯下用蝇头小楷抄写，尽量压缩字数，终于完成一部六万字的手抄本，如有紧急情况，随时可以缠在腰上带走。这部《诗文声律论稿》直到1977年“四人帮”粉碎后，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婚姻--寄人篱下43载
1932年，在母亲与姑姑的“安排”下，启功与章宝琛女士完婚。章氏也是满族人，比启功大两岁。他们婚后夫妻情深，是典型的婚后恋爱，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纯洁、深沉、持久的。
1962年，启功重新登上了讲台，这段时期，他撰写了《古代宋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和《红楼梦札记》等学术专著，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当启功全力以赴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1966年“文革”爆发，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她就立即咳嗽，启功则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
在启功接受为《清史稿》加标点任务的1971年，章宝琛由于常年的贫困生活积劳成疾，患上黄疸肝炎。1974年，章宝琛病情加重，尽管启功一再对妻子隐瞒她的病情，聪慧的章宝琛却早已从丈夫的神态中看出来。她伤感地说：“启功，我们都结婚43年了，要是能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天，该多好”是的，都43年了，他们一直借住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第二天，启功开始打扫房子，他决定马上搬家。傍晚，当他收拾好东西赶到医院时，妻子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妻子走后两个多月，启功搬进了学校分给他的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怕妻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便来到妻子坟头，喃喃地说：“宝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跟我回家吧。”回到家里，启功炒了妻子最爱吃的几个菜，他不停地给妻子碗里夹菜，当妻子碗里的菜多得往桌上掉时，启功趴在桌上失声痛哭……
悲愤间，启功写下了在书报杂志和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那首看似戏言的《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启功一生无儿无女，妻子去世后，他一直过着孤独而清苦的生活。他把卖字画和稿费所得的2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而自己却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
如今，启功先生已90岁高龄了，每年的清明节，他都坚持去墓地“带”妻子回家。他对身边的亲属说：“要是我走了，就把我与宝琛合葬在一起。我们来生还要做夫妻。”
逸事 启功不“打假”
有一次，启功到荣兴画廊参观，见画摊上摆满名人字画，有赵朴初、董寿平和他自己的作品，每个摊位上都有，有的还在批发。一位摊主是老太太，看到启功来了，就对旁人说：“这个老头好，这个老头不捣乱。”（意思是不找他们的麻烦）启功先生知道市面上假冒他的名的赝品很多，不少朋友建议追查，他却不同意。有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长信，对这种现象给予批评，并建议启功先生追查。启功先生给这位年轻人回了信，大意说有些假字比启功自己写的还好；而且人生几何，身后如果有人伪造，也无可奈何。他还谈到，如果自己的字都写得和二王、颜、柳甚至苏、黄、赵、董一样好，作伪也要难上若干倍，其伎俩就容易暴露，自己也可省下诉讼费了。启功先生这种博大的胸襟和自勉的精神令大家敬佩。 （记者 王健 整理自《启功》侯刚著 文物出版社 200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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