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在江苏省美术馆的画展于1983年1月9日结束之后,所有的作品都暂时存放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的保管室。刘海粟叫李国杰取来他的《太湖胜概图卷》,让我们以这幅画为摹本,代笔完成金陵饭店的画。
刘海粟打开《太湖胜概图卷》,看到其中一段题跋,大声说:“你们看,冒广生!陈毅的老师!诗名很大,给我题跋的时候已经八十几岁了。”
郁宏达问:“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刘海粟的人体模特写生课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
刘海粟说:“1954年。当时陈毅叫我做校长,我说我不要做,我的政治水平不够。他说不,你挂个名,你不做国际影响太坏!噢--陈毅这个人好啊,他懂!懂得我的价值!”
刘海粟压低声音,对郁宏达说:“今天我不是挑拨你啊,许多人跑来同我说,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你专门跑到上海去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是另外一回事。他就是打过我,他是个人才,很能干,我还是要推荐他。要就事论事!中国人坏啊,都是要搬弄这种是非的。”
狱中的江青:体态丰满并很重视自己的美容(图)
郁宏达的脸色唰地变了,急切地说:“刘老,这一点我要向你解释清楚,当时1971年对你宣判,上海发来一个电报,说刘海粟是现行反革命,几月几号开宣判大会,要学校派一个人去参加,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就叫我去……”
“就是你自己要求去的都不要紧。”
“不是我自己要去的。”
“就是你自己要求去……”
“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刘老你要相信我。”
“我不相信你就不会同你说了。这都是人家告诉我的,挑拨啊!那天我是被骗去的,说好了去参加一个批判大会,好好交待罪行,结果到了那里就宣判了。荒唐透顶啊!”
“我记得刘老当时你昏倒了。宣判大会之后,公安局给了我一份宣判书:你的罪名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判了25年。”
我问:“判了25年!有没有去服刑?”
郁宏达说:“当时因为刘老身体不好,所以监外执行。第二年刘虎回来,他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助理,说要回来看望父亲,结果上面叫赶快给刘老脱帽子。也就是说,判刑的第二年就没有事了。”
刘海粟交待我:“这些你都要记下来,以后写传记回忆录都是重要的材料!”
郁宏达说:“那个宣判,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你家里收藏的一张报纸上,有江青的事。一面是你的画,一面是江青的照片和消息。”
“她本来不叫江青叫蓝苹。我留这张报纸是因为上面有我的画,我真的不管她的事的。”
“当时‘文革’期间《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毛主席和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是现行反革命。刘老是因为这个被判刑的。”
“有一个事情我始终弄不明白:毛主席这个人我很佩服,气魄很大,学问也很深,但是他为什么会要江青这样的女人,我弄不明白。”
有好一会,刘海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喝茶。然后,他说:“1935年的夏天,我刚从欧洲回来。那个时候蓝苹同赵丹合演话剧《娜拉》,有一些影响。赵丹原来不叫赵丹,叫赵凤翱。这个人聪明极了,就是比较爱冲动。当初他刚到美专,就同成家和一道斗争傅雷,还打了他。赵丹本来准备去法国留学,继续深造画画。这个人如果坚持画画,一定会有大成就的。不过他后来搞戏剧电影,成就更大些。很多人说,赵丹改做演戏是因为偶然,其实不是的。他在美专三年始终是学校剧团的骨干,一直很活跃,也非常爱出风头。毕业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毕业公演,演出话剧,他演男主角。我当时在欧洲还没有回来,听说演得非常成功,这样才被一个叫张石川的电影公司老板看中。很多事情表面看看好像很偶然,其实都不是的。你如果不是那块料,平时没有做很多的积累,给你再多的机会也不行。
“他们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赵丹和蓝苹两个人的名字。那个时候赵丹在上海已经很有名了,蓝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天,赵丹请我到一品香吃饭,我就问起这个蓝苹。赵丹很聪明,他说校长如果有时间,吃完饭我陪你去见蓝苹。我也是一时高兴,就答应了。他领我到他们的排练场,墙边有一个穿旗袍的女孩子,踱来踱去,在那里背台词。赵丹告诉我那就是蓝苹,就招呼她过来,告诉她,这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蓝苹一听我的名字,很恭敬地向我鞠躬,崇拜得很啊!”
看刘海粟的心情不错,我大胆地问:“江青为什么在乎老师身边有关于她的东西,是不是当初老师真的跟她有一点说不清的关系?”
刘海粟大声地噢了一声,虚着眼睛摇头,很感慨地说:“人世间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啊!谁也不会知道,一个同你做过模特儿,同你……被你冷落不要了,这样的女人,后来竟然……我的侄儿刘狮当年同赵丹他们时常有来往,后来由他出面把蓝苹约来给我画过两张油画。前面一张是清晨欲醒还睡的姿态,后来一张是像安格尔那种样子的躺姿。蓝苹这个人单说外表并不出众,但是她身上的……都非常好。还有一点,这个人倒是有一些艺术天分的,你同她说什么,她都能理解。有一种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躯非常优秀。蓝苹就是这种女人。”
刘海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接着说:“赵丹也是吃了这方面的亏啊,最后给死掉了。我还算幸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来了一群小孩子,红小兵,把我的素描、油画,统统拿到院子里烧,中间就有那两张蓝苹的人体油画。再后来,来了一批‘四人帮’的特务,住在我家里搜,不停地审问。我猜想他们是冲着那两张画来的。这个时候幸亏已经被烧掉了,要不然就不得了啦!”
沉默了一会,刘海粟神情严肃地嘱咐我:“这种事情一定不可以拿到外面同别人乱说的!要说,也要等到我百年之后写我的传记回忆录的时候。”
附录:
在我们审理江青案件的时候,她虽然已经六十四五岁了,并且在隔离审查中过了三年多,但她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的。
江青的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说她是个秃子,戴的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完全不是像外面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像皮垫子,那里用了像皮垫子。这只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江青的仇恨。
在被隔离审查中,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人,我们给他们定的伙食费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干部在机关食堂所需伙食费的两倍。由于隔离的住所是处于背靠青山,林木环绕,泉水汇湖,鸟语花香的地方,周围又是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所以这些人的生活环境和物质待遇,都是相当好的。每餐,是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或梨,或桃,或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挑选,管馆。我们在隔离房外的暸望孔多次观察江青用餐,看她吃得好不好。她总是用瓷勺盛了白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碗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一样的香。我们对此也很放心。江青对我们说,她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其实,我看她这也是属于心虚嘴皮硬这,还有,也是胃肠的需要,她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容颜。在此前,外面社会上流传江青绝食等等,全是无稽之谈。
我们每次调江青进行讯问,她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据管理的同志介绍,江青被隔离审查时,连自己穿脏了的内衣内裤都不洗。自己用脏的手绢十几块、几十块地堆了一大堆,外衣、袜子更是这样,宁肯任其在她的住房里发霉发臭,也不顺手搓几搓。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何曾动手洗过一件内衣,一块手绢。她能在隔离审查中动手洗洗自己的内衣,搓搓自己的手绢,有这么点稀微的进步,还是提警戒工作的女战士“压迫”出来的。她们跟她吵:“你一会儿说这个‘修’了,一会儿说那个‘变’了,我看你才是‘修’了‘变’了。自己的手绢、内衣,自己不洗,堆在自己屋里发霉发臭,这算个什么?”
我们每次找江青谈话,她都是一手持水杯,一手拿学习材料,还要轻轻点一下头,微笑一下,装模作样地,显出高傲而不失礼的样子。然后就是在问答中大发雷霆,骂人训人,污蔑诬陷别人,指指戳戳,挥舞手臂和拳头。因为她知道,她吵,我们不会跟她吵;她闹,我们不会跟她闹。而担任警戒的女战士们,可不管她那一套,有时要讽刺她几句,弄得她无言以对,很是难堪。有时江青骂人,女战士们还要训她一顿。
有一次,我们把江青叫来,跟她谈话。她象往常一样,先把水杯、学习材料放在台子上,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凳子,然后用双手理理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了挤。接着,就发动进攻说:“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我们说:“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她说:“我是反对林彪的!”我们说:“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发了好一会儿呆。我们又说:“按照你讲的,你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接着,她发狂似地叫嚣说:“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就撒泼了,耍赖了,说:“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几个文弱书生。
又有一次,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成员刘顺元、张启龙、曾汉周、李士英、于桑要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江青。张启龙同志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的主任,八十多岁了,也是江青的老领导和教师。去的目的,也是想劝一劝江青坦白交代自己及其同伙的错误和罪行,让她争取宽大处理。殊不知,当张启龙刚一开口,谈到要她实事求是是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时,江青突然蹦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她很清楚,张启龙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员。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参加党,以后参加朱德、陈毅同志在湘南领导的暴动,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后来他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一直在红色地区工作。叛徒、特务的帽子都是扣不上的,所以她只用了个走资派,并疯狂地往几位老人身前扑。我怕她狗急跳墙,伤害了老人,立刻下令:“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进来,抓住了她,她又恶狠狠地朝我蹦过来,气势汹汹地叫嚣:“还要打倒你,打倒你这个官老爷,打倒你这个大官老爷!”
回顾我们初次见到江青时,江青一看我们几个人其貌不扬,很不起眼。因此,她一上场,就摆着谱,端起架子,眼睛半睁半闭地说:“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她说了一连串的敢么。我们想,不打也的嚣张气焰,谈话还怎么进行下去呢!于是,我严厉地叫了一声“江青!”倒令她一震。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必须认识清楚。因此,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力问,有权力听,有权力管。”这一下,才算把她的气焰压下去了。尽管她在以后的交代中,仍不承认犯罪,可是她不得不承认她是有严重错误的。
江青还辊向我们告状,说在她被隔离审查中,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对待这件事。经了解,原来是他们被隔离不久的时候(当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当时负责审查他们案件的同志,组织了原来的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说她平时如何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丑事。这一揭发,弄得江青很难堪。另一方面,江青对她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过去倚仗其流氓习性,是骄横惯了的。这引起她眼中的“下人”,竟敢“犯上”,来揭发她,岂能不火冒三丈。因此,她伸手就打了刘玉真一个大耳光。殊不知,这些同志,过去对她的恶劣作风虽然十分气愤,都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容忍她,让着她。这次,江青变成了被揭发者,动手打人,岂能容忍。领导开揭发会的同志,由于事出意外,也疏于防范。江青一动手打人,大家一拥而上,在群情激愤下,发生了撕扯。由于揭发者人多势众,我们设想,地反正吃了点亏就是了!可是,的确是她首先动手打人的,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教训,再不开这种对江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在讯问当中,一般情况下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甚至她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话,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是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我们只是在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感到蒙骗不能得呈的难堪。她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的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一次讯问末了,她总是站立起来,抻平衣服,端上水杯,夹上文件,改颜为笑,向我们一一鞠躲,一一道了“谢谢,谢谢!”才转身离去。可背地里,她却向管理她的女战士说:“对我,换了好几批人。以前的那些,态度很厉害,喜欢发火。这批,不发火,那个头头,别看他幽默,微笑,是个最凶恶的刽子手,笑面虎!?
1976年10月6日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隔离开来的时候,是以他们职务来排列“四人帮”的。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但实际上,其他人是围着江青转的。张春桥、王洪文在公开的职务上虽比江青高,但他们都尊江青为他们的“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当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是最大的,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坏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目的的问题,他们心里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来掂量,她毕竟是他们的“中央首长”。中央“两案”审理小组专六他这个问题,经请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照实际情况,在“四人帮”中,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元制造篡党篡政的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无心过问“正事”的分子,放在第四位。这样排还是符合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际,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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