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刃锋的版画《自刻像》

汪刃锋的《自刻像》作于1946年1月,现藏于广东美术馆,画面高20厘米、宽15厘米。

 汪刃锋的版画《自刻像》(见附图)作于1946年1月,现藏于广东美术馆,画面高20厘米、宽15厘米。在画面的右侧,有两行纵向的文字,刻的是“1946.1于汙,RF”,其中“汙”应为“渝”的别体,指的是该作品刻于重庆;“RF”是“刃锋”拼音字母的缩写。在汪刃锋的不少版画作品上都刻有这样的款识,有的作品则刻的是“刃锋”或“靭锋”的字样。1918年生于安徽省全椒县的汪刃锋,此时只有28岁。就像画面上看到的那样,在他的年轻的脸上,洋溢着饱满的青春活力。

 作为20世纪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重要艺术家之一,汪刃锋在此时已经有了10年的版画创作经验。他是在鲁迅编的《苏俄画选》、《珂勒惠支版画集》等图书以及鲁迅关于木刻的文章的启发下,走上版画创作之路的。汪刃锋早年有过中国画和书法的创作基础,参加革命后,主要在大别山区从事素描、速写和宣传画创作。1939年到达重庆,任教于育才学校。他早期的版画作品《游击队的收获》(1939年)、《驰援》(1939年)、《女政治员》(1940年)、《战友》(1940年)、《水灾》(1942年)、《板车夫的对话》(1944年)、《受难者》(1946年)等,紧扣时代主题,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历史意识中,把艺术的追求和人生的理想结合在一起。他所描绘的对象,有在嘉陵江上拉纤的船夫,也有在水深火热中流离失所的难民;有在人肉市场上常见的挣扎和哭泣,也有在贫病交加中难以名状的悲痛和愤怒。与此同时,汪刃锋更多地是以木刻刀为武器,描绘那些为祖国而战斗、为人民而战斗、为生活而战斗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友。1942年,汪刃锋在重庆的《导报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艺术·人性·人权》的文章,他认为“艺术家们应当积极地揭穿那非人的———兽的生活,铸造理想的人的生活。我们的主张是人性的、人道的、人本主义的。同时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艺术家应该是反封建的,反迷信的,歌唱人类自身的。”

 结合汪刃锋的人生和艺术之旅,读者不难理解他在《自刻像》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面貌。那充满思考的表情,在严肃的凝视之中,仿佛把读者带回到半个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汪刃锋就像跟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那样,离开了自我封闭的象牙之塔,走向了眼界开阔的十字街头,把艺术的前途,定位在社会生活的现实之中。在申诉、揭露、同情和批判的过程中,一方面表达了源自内心深处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另一方面也担负起以艺术唤起民众的社会责任。他的《自刻像》中给读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积极、深邃、明亮而有力的眼神。

那与其说是汪刃锋在此时此刻的真实形象的写照,毋宁说同时也是跟汪刃锋同样充满了理想和现实精神的热血青年的共同特征。其中有对社会苦难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对人生和未来的憧憬、期待以及不懈的追求。汪刃锋在创作《自刻像》前后的艺术活动蔚为活跃,1942年1月他在重庆参与成立中国木刻研究会并担任理事;1946年1月他的作品参加了在延安举办的木刻展览会;1946年6月他在上海参与“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的筹办工作并担任展品审查委员会成员;1947年和1948年,他先后出版了《刃锋木刻集》、《木刻教程》、《南中国的画像》等画册,以泼辣、深刻而现实的社会内容对其艺术创作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

 正如汪刃锋在一篇题为《木刻短论》的文章中强调的那样,他的版画《自刻像》也体现了他所追求的“力强的艺术”。汪刃锋对于线性语言的把握,有着独特的感觉。他善于在造型中使用各种形态的排线,或长或短,或曲或直,或粗或细,或疏或密,使之产生变化和呼应的效果。汪刃锋的用刀,准确而果断,在轻重缓急之间有着明显的节奏。这不仅是构成画面视觉形象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营造审美风格的必要条件。作为肖像题材的版画创作,在主体人物形象的背景处理上,汪刃锋曾经有过多种尝试。比如《高尔基像》(1940年)、《农民像》(1941年)、《老人像》(1941年)、《老农》(1943年)等,对于背景的处理各不相同。在《自刻像》中以短粗而有力的刻线交织为背景,是汪刃锋追求“力强的艺术”的又一种表现方式。无独有偶,汪刃锋在《自刻像》之后不久创作的《鲁迅像》(1947年)中,也采用了几乎一样的背景处理方式。这些在今天看来仍然感情充沛的线条,与当年的汪刃锋以及那个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亦如评论家所云:“汪刃锋以自己的方式在一个时代中作出了艺术的努力———他以自己的话语,为时代的使命呐喊。

他以自己的存在,为知识分子挺立了时代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