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郑文公碑”

北魏时的光州刺史郑道昭堪称“绝顶聪明”。他给自己的父亲郑羲立的那两通石碑,碑额上公然称父亲为“文公”。其实,这“文公”应为“文灵公”。“文灵”是郑羲的谥号,而这个谥号在当时可是个恶谥。为此,郑道昭绞尽脑汁,钻了政策的空子,去“灵”而留“文”,目的就是掩盖父亲的丑行。

 郑羲为官贪鄙,靠了与当时权臣李冲的裙带关系,孝文帝时官至中书令,曾经出使南朝齐,且有一女为孝文帝嫔妃。他死后,孝文帝命尚书省(下辖吏部等六部)为其议定谥号。尚书省建议谥曰“宣”,这是很高的评价了。孝文帝是个有作为、讲公正的帝王,也深知郑羲的官声,他没想到尚书省会给郑羲这么好的评价,于是给出了自己的批示——郑羲官声不美,“虽宿有文业,而治缺廉清”,配不上美好的“宣”字。而且,他还批评了尚书省,认为他们应该知道郑羲为官如何,不应该如此不尊重事实,并说:“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灵’。”孝文帝不被权臣左右,直接用死后评价官员的机会,斥责郑羲既“不勤”又“不廉”。

 郑道昭是郑羲少子,岁数与孝文帝相仿,此时二十多岁。其后,孝文帝忙着迁都洛阳,又几次南征萧齐,郑道昭随行,诗文唱和,颇得孝文帝喜爱。但是,对父亲的谥号问题,郑道昭半点不敢言及。这件事,还是比较敏感的,只能隐忍,岂可“翻案”?稍后,孝文帝的小弟元详(北魏的建立者为拓跋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改为元氏)被封为北海王(封地在今山东潍坊一带),郑道昭被元详任为王府高官,到北海任职去了。

 孝文帝去世后,其次子继位,元详作为皇叔,被新皇帝倚为栋梁。元详官居太尉,手中权力极大,难免不够谨慎,没过几年就被新皇帝不明不白地整死了。这期间,郑道昭被元详调回朝廷,任为秘书监,地位极高。此时,郑道昭觉得父亲过世已经十多年,自己又身居高位,该给父亲立碑了,但苦于“文灵”那个谥号不美,立还不如不立。有时,一想到那个“灵”字,郑道昭就联想到“晋灵公不君”、“汉灵帝无能”,这可是个否定人的道德与治功的丑陋字眼儿,较之魏晋之时何曾被谥“谬丑”、贾充被谥“荒公”,也强不到哪里去。他也想过是不是能从新皇帝那里想些办法,但新皇帝是孝文帝的亲儿子,恐怕不太可能为了一个死去的臣子而改变先皇的决定。为父亲立碑的事,只好一拖再拖。

 元详被整死后,郑道昭出任光州刺史(治所在今山东莱州),离开了朝廷。光州北临渤海,境内多山,而且山上的石头很适合用作碑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北国立碑碣之风日盛,青州、光州的石材一时十分畅销。郑道昭是一代文人,公事之余常与朋友诗酒唱和,有了得意之作便镌于山涧石壁之上。他又擅长书法,所作结体宽博,笔力雄强。自己作诗,自己书丹,此举更显风雅。一段时间下来,光州的大山里便留下了大量的郑氏石刻。

 为父亲立碑的事一直萦绕在郑道昭脑海里。一次,他看到一通新起的石碑字迹甚美,碑文中有死者的私谥。“私谥”这个字眼让他灵机一动。他想,父亲的官谥既然难以改易,难道就不能以私谥为父亲立碑吗?去掉父亲官谥中的“灵”字,只取“文”字作为私谥,这样既符合父亲的一生行迹,朝廷又奈何不了这种私谥行为,不是两全其美吗?那时,为官员立碑,碑文须经吏部审定,代表官方的评价。对此,郑道昭很有自己的理由———我给父亲立块私碑,就当他是个老百姓,这可用不着吏部审查!

 于是,他为父亲撰写了碑文,并找石质好的地方刻了一通。稍后,他又发现一处石质更好的石壁,索性重又刻了一通。于是,在渤海之滨的大山里,就有了“上碑”、“下碑”这两通“郑文公碑”。你说它是官碑吧,可它回避了官谥;你说它是私碑吧,它记述的却是一位高官的生平。聪明绝顶的郑道昭终于找到了一个“打擦边球”的机会。

 清朝人重视此碑后,有人谴责碑文对郑羲“谀词失实”,与史传所载事迹出入甚大。其实,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儿子评价自己的父亲,当然和官场评价一位官员的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大有出入是在所难免的。 郑道昭用私谥的办法回避朝廷对父亲的“恶谥”,但终究掩盖不了父亲贪懒的真相。这回避了“灵”字的“郑文公碑”,正好可以让后来人一定程度上看清郑氏父子:父亲贪懒,儿子取巧,两人同样境界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