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过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几天的人流高峰,正月初五,我去给张颔老先生拜年。

 进门后,我发现张老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专题片《中国汉字五千年》。他是该片顾问之一。电视里,他正面对镜头发表自己对篆书的见解。我知道,作为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他对中国汉字的关心甚至胜过对子女的关爱。此时是千万不敢影响他看片子的。他点头并打手势示意我坐下。我悄悄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陪他看介绍活字印刷术和造纸术的两集。半个多小时后,他用遥控器关了电视,与我聊了起来。我们由汉字五千年谈到春节,由天增岁月谈到人增寿。谈及“寿”,他问我:“见到姚奠中先生没有?”我说:“春节前刚看过姚老,他身体很好,思维依然敏捷。”他说:“姚先生长我五六岁哩。”

 张老已步入90高龄,虽有时耳鸣,但精神矍铄,交谈中常常熟练地背诵古诗文,连那些长诗和哲理性很强且很难懂的文句,也只字不差。一次交谈中,他竟然从案头摆放的44卷《中文大辞典》中很快找到了的释错的词条。

 谈话间,我俩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摆放在平柜顶端的那尊铜像。那是张老的塑像(见上左图)。祥和的面孔上有几道皱纹,记录着岁月的沧桑;镜框间一双从容镇静的眼睛,凝视着前方,仿佛透出深邃的哲理;神态从容自如,充满学者气质,露出大家风度。

 由张老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这尊铜像是满意的。见我也在看铜像,他说:“这像座是临时凑的,得让人给做一个像座,不要太高,做成须弥座。”说着,他顺手拿出一张稿纸,很认真地画了一个草图,边画边强调说:“四角不要直棱,要椭圆形的。”一看他画的图,我才明白,是上下突出而腰间凹进去的。随后,他找到一把尺子,站起身就要去量铜像的尺寸。我赶忙接过尺子,说:“我量,取个吉祥数字吧。”他笑笑说:“你看吧。我一提数字就头疼,最不会算。”根据张老画的草图,我又量了铜像底部的宽窄,然后标出了像座的具体尺寸:座高16厘米,座面长26厘米,宽19厘米,底座长29厘米,宽22厘米,座腰缩回3厘米。张老看后连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张老看重这尊铜像,是因为铜像凝聚着他与冯其庸老先生的缘分。

 张老是古文字学大家,研究、考古之余,常从事书画和诗词创作。2006年,他的学生薛国喜计划为其编辑出版一部诗词书画艺文集,拟请冯老作序。经电话联系,薛国喜将张老有关资料寄去,冯老不仅欣然应诺,而且先后两次专程来太原拜望张老。对此,张老十分感动,以东汉之初“约束石券”拓片相赠,并抄录了《越人谣》“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见上右图)以表谢意。

 读完张老所著《侯马盟书》,欣赏完张老所书《越人谣》中的名句,冯老“心仪叹息”不止,于2008年5月24日深夜,“效庭坚赠半山老人王荆公诗体,为诗七章”,用行草书写于四张四尺对开宣纸之上,又特送沈阳故宫精裱成六米多长的手卷,回赠张老,“以表景慕之意”。冯老所作的七首诗是:

半世风狂雨骤,功成侯马盟书。

若问老翁功力,穿透千重简疏。

一篇陈喜笺证,思入精微杳冥。

举世何人堪比,雨花只此一庭。

读公巨著难眠,历法天文洞穿。

学究天人之际,身居陋室半廛。

一双望九衰翁,案上难题百重。

公已书山万仞,我正步步景从。

念公早失慈亲,我亦童年苦辛。

检点平生事业,无愧依旧清贫。

读罢侯马盟书,如对伏生九十。

而今纵有晁错,何处汉文可觅。

知君幼读西厢,我亦长吟实郎。

齿颊余香犹在,难忘醉时泪行。

 冯其庸,1924年生,名迟,字其庸,号宽堂、瓜饭楼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他不仅是国学大师,而且是著名书画家。他的这七首诗作,不但高度评价了张老的人品和学识,充满无限崇敬之情,更对《侯马盟书》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将这七首诗写成长卷后,冯老又在四尺对开宣纸上把前五首诗书写出来,装裱于红木画框之中,一并赠给张老。而今,它就悬挂于张老床头。

 2008年中秋,冯老派雕塑家纪峰来到太原为张老塑像。纪峰,字雪崖,北京雪崖雕塑艺术工作室主人,师从冯其庸和韩美林,以雕塑、肖像见长,曾为启功、杨仁恺、季羡林、徐邦达、冯其庸、韩美林、乔羽、周巍峙、王昆、胡适等文化名人造像。来太原后,他面对张老工作三天,做好泥稿,带回北京。11月,张老的塑像以紫铜铸成。

 张老与冯老的交往,是个“缘”字。人讲缘分,佛家讲缘缘,有缘千里来相会。

二老的缘,起于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成就,共同的美德。这,就是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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