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1898—1975年),原名丰润,又名仁,号子恺。又因丰子恺的威氏拼音为FONG TSE KA,他在早期画作上学外国人的样签上缩写字母TK。丰子恺出身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县石门镇,家有六姊。

 丰家父母将丰润送入新式小学读书。老师将“润”字改为“仁”字,说浙江官话中“仁”与“润”差不多,“仁”在字意上与“慈玉”的“慈”接近些。父母也没有反对,丰润于是改名丰仁。

丰子恺像

 丰仁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因善于写文章,国文常得第一名,很受老师单不庵的器重。单不庵(1877—1930年)字诒孙,号伯宽,祖籍浙江萧山,生于海宁硖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补博士弟子员,获第一。曾去日本作短暂考察,回国后任双山学堂山长,不久调任嘉兴秀水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开智学堂和浙江第一师范学堂。从地缘上说,单不庵算是丰仁的同乡。单不庵性喜整理抄录经史古籍,而丰仁擅长国文,这是他们得以走近的媒介。单不庵觉得在“丰仁”这个单名之外应该有一个双名,因此给学生取号“子恺”。丰仁从此以号易名,并以此名传世。

 1915年,李叔同开始担任丰子恺所在年级的音乐课教师。李叔同当时身兼杭州和南京两地的教职而来去匆匆,丰子恺却对这位先生有着特别的敬仰。他知道街头游行的队伍中唱起“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的《祖国歌》是经李叔同填词改编而广为流传的歌曲。在丰子恺的记忆中,李叔同的音乐课总有一种特别的严肃感。每当学生吵闹、说笑着推开音乐教室的门,看到瘦削的李先生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已端坐在讲台上时,大家都会悄然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李叔同每次发现了学生的错误并不会立刻责备,而在下课后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指出,言毕又总会微微一鞠躬与学生道别。丰子恺后来对李叔同这种知识上的传授和人格上的感召归纳为“爸爸的教育”。他认为李叔同做教师有人格力量的内涵,因而是一位实行人格感化的大教育家。

丰子恺 书法四条屏

 丰子恺读二年级时李叔同开始教授图画课。李叔同让学生们用木炭对着石膏模型写生,在那时的中国称得上是创举,使得习惯了照着画帖勾摹的学生一时无从下手。丰子恺是较早就开始摹写自然的,非常适应这种直接写生的训练办法。丰子恺的绘画成绩自然是全班第一。有一天李叔同对丰子恺说:“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学生,你以后可以当个有内涵的画家。”这番话促使丰子恺从年轻时就打定主意要将一生奉献给艺术。也是在此时,丰子恺随李叔同加入了西泠印社。此后丰子恺并不以篆刻立身,但他对西泠印社的社务一直比较关心并作出力所能及的支持。

 1919年丰子恺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听从内心的呼唤和时代的呐喊,只身前往上海,与同学数人发起组织“中华美育会”,编辑出版《美育》杂志,并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图画、音乐、手工艺各科的艺术师范学校——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

 1921年,丰子恺东渡日本作短期考察,其重点在于汲取东邻日本对国民的绘画、音乐和外语等素质教育的长处。虽然是短期考察,但此行对丰子恺影响巨大。在绘画上,他将东瀛浮世绘的用线用色融入到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形成了日后的“丰子恺式漫画”。他没有成为音乐家或音乐教师,但此后花大力普及音乐理论和音乐作品,出版多种与音乐相关的书籍。值得一提的是,丰子恺在日本期间极重视与扶桑友人的语言交流。凭着语言天赋,丰子恺仅学习了一年不到的日语,但在其漫漫的艺术人生中翻译了大量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

 1922年丰子恺回国,旋即由夏丏尊推荐至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在那个动荡年代,春晖中学好似桃花源中的一方净土。1908年,上虞富商陈春澜捐银5万元,在小越横山创办春晖学堂。1919年,陈春澜再捐银20万元,委托乡贤兼近代著名教育家、民主革命家经亨颐等续办中学。春晖中学坐落于上虞白马湖畔,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早期的春晖确立了“与时俱进”的校训,“实事求是”的教育方向和“勤劳俭朴”的训育方针,首开浙江中学中男女同校之先河。春晖中学又推行“人格教育”、“爱的教育”、“感化教育”和“个性教育”,聘请一大批名师硕彦——李叔同、夏丏尊、朱自清、匡互生、朱光潜、丰子恺、刘质平、刘薰宇、叶天底、张孟闻、范寿康等到此执教。蔡元培、黄炎培、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陈望道、张闻天、黄宾虹张大千、叶圣陶等社会名流亦来此讲学考察。春晖由此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的名校基础。学校一时声誉鹊起,有“北南开,南春晖”之说,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

 由于志趣相投,丰子恺与朱自清、朱光潜等结为好友。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和夏丏尊的“平屋”相距很近,夏丏尊和朱自清总喜欢到丰家来坐坐,谈些趣事。朱自清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时,几乎可以听见飒飒的声音……”每当看到佳作,朱自清便要求丰子恺再画一幅送他。朱自清说:“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就像吃橄榄似的,老嚼着那味儿。”一次,丰子恺、夏丏尊在朱自清家闲谈,孩子们跑进跑出玩耍,丰子恺顺手就为朱自清的女儿画了一幅漫画肖像。朱自清看了爱不释手,请夏丏尊题字。夏丏尊在画上题了“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题”。朱自清后来还将这幅画用作了散文集《背影》的插图。丰子恺此后创作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天水》——疏朗的芦帘,摆在廊边的小桌,桌上的茶壶和几个小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成为丰子恺的成名作。

 在春晖任教时,丰子恺开始了早期漫画创作。他的作品多取自现实题材,带有“温情的讽刺”意味,很受读者欢迎。按艺术史界定,漫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品种,通常用夸张、比喻、象征、拟人、寓意等手法,直接或隐晦、含蓄地表达作者对纷纭世事的理解及态度,是含有讽刺或幽默的一种浪漫主义的绘画。

 缘于文学和艺术理念的接近,也因为成果斐然,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出家前的李叔同——走得近了。1926年,丰子恺在立达学院教书时入住上海江湾镇永义里。弘一法师来上海云游时就住在他家里。朝夕相处中丰子恺萌生出在家修行的想法,将意愿与老师说知,弘一法师也赞赏藉此提升人生境界。丰子恺请来师友夏丏尊、朱光潜等,就在永义里租屋底楼的钢琴旁举行了皈依仪式。弘一法师给他取法名婴行,从此丰子恺就成了在家修行的佛门居士。丰子恺请求恩师为他的寓所命名,弘一法师让他在小方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结果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于是就将居所取名为“缘缘堂”。丰子恺当即请弘一法师写成一幅横额,装裱后挂在寓所的客堂内。

 丰子恺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之后,两人发愿要完成一部“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的画集,这便是1929年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护生画集》。当时的欧洲国家兴起了广泛的素食主义运动,以此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抵制战争阴霾的迫近。这股人道主义思潮传至中国,也在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广泛的共鸣,随即创办了旨在“提倡保护动物,宣传素食主义”的《护生报》。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创作《护生画集》的愿望,正是以这一世界性的人道主义思潮为背景的。

 丰子恺后来无论居住于上海或迁居嘉兴、杭州,他都把缘缘堂的匾额挂在居屋里。

 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而言可谓多灾多难,丰子恺的愿望演变为奢望。缘缘堂落成后他虽然往来于上海、杭州、桐乡数次,也曾在缘缘堂小住,可抗战爆发前夕丰子恺举家逃难。1938年初,缘缘堂遭日军焚毁。流亡在江西萍乡的丰子恺获悉后写下《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等文进行控诉。

 1945年丰子恺结束了流亡生涯,返回上海定居,并决定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

 解放后丰子恺担任过许多社会职务,重要的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文史馆馆员等。

 丰子恺以漫画闻名于世,但他对书法的看重和自许远在漫画之上。他曾说:“书法是最高的艺术……感觉中最纯正的无过于眼与耳。诉于眼的艺术中,最纯正的无过于书法,诉于耳的艺术中,最纯正的无过于音乐。故书法与音乐,在一切艺术中占有最高的地位。”

 丰子恺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其书法的宏大气度蕴含于毫芒之间而富有烂漫的韵味。他的书法风格的形成,既缘于师门的影响,也有对现实世界的感悟。丰子恺在文章中记载,其求学期间,曾在李叔同指导下很认真地临摹过《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魏齐造像》等碑刻书法。同时,丰子恺也非常服膺马一浮的行书。据其回忆,某次丰子恺坐船回家,船头所挂帆布上有马一浮先生的手书,视之异常潇洒。丰子恺喜爱之极,遂产生将其摘下私藏之意。马一浮的书法是魏碑与二王行书结合的典范,丰子恺后来书法的走向亦与此有很大渊源。

 与丰子恺同时代的美学家朱光潜曾说:“书画在中国本来有同源之说。子恺在书法上下过很久的工夫。他近来告诉我,他在习章草,每遇在画方面长进停滞时,他便写字,写了一些时候之后,再丢开来作画,发现画就长进。讲书法的人都知道笔力须经过一番艰苦训练才能沉着稳重,墨才能入纸,字挂起来看时才显得生动而坚实……”

 丰子恺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必须追究宇宙的根本。

 丰子恺的人生大致延续着这一轨迹。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也在一层一层地攀爬着楼梯。

 丰子恺出版画册多种,并有多卷本《丰子恺文集》和《丰子恺译文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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