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潘天寿北京办展

1962年,潘天寿65岁。此时的他正处在精力充沛、艺术日臻成熟、阅历和见识都有独特之处的时期。这一年的9月30日至10月20日,中国美协和浙江美协为他在北京帅府园美术展览馆举办了“潘天寿书画展”。为了办好这次展览,潘天寿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除了已有的作品,又新创作了一些,共拿出91幅作品。展览举行期间,北京许多著名的书画家、艺术家、评论家都参观了展览,叶浅予、秦仲文、吴镜汀、李苦禅、唐兰、罗工柳等四十余位誉满画坛的名家还应邀出席了中国美协为潘天寿举行的座谈会。各位名家对他的书画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时间,潘天寿的书画在北京艺坛火热无比。

《记写雁荡山花》/潘天寿作品

 这次展览之所以能在北京产生轰动效应,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潘天寿书画艺术的精深博大。平时,他作画以花鸟为主,而这次展览中的许多作品,他把花鸟和山水融合在一起,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这种改变,还是基于他传统功力和艺术修养的深厚。他从徐渭、八大、石涛、吴昌硕等大家的艺术宝库中汲取营养,使自己的笔墨老辣而劲健。在他的作品中,既能看到“屋漏痕”、“折钗股”,又能找到力透纸背的“无起止之迹”。他的画作,画的不管是山花野草、睡猫青蛙,还是芭蕉公鸡、藤萝蜗牛,抑或是残荷、水仙、梅兰竹菊和古松,无不布局奇特、笔墨雄浑,使观者激动不已。

《记写雁荡山花》 局部/潘天寿作品

 展览现场,许多观众被潘天寿作品中的气势所折服。有一件《松石梅月图》,潘天寿从纸的右下角出梅枝,而松则从左下角往上伸出,梅和松的交叉是平直的,给人以强烈的冲撞力和震撼力,淋漓狂放的笔墨中同时又迸发着旺盛的生命力。从这种气势和手法中,人们感觉到潘天寿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作品中敢于营造“险”的气势,而且既能设“险”,又能破“险”。人们尤其对潘天寿寥寥几笔画出的山水称绝不已。他的《拟倪云林山水轴》,不管是山石还是远树,都给人以笔墨简到不能再简的感觉。艾中信当时就评论说:“潘天寿画石只环抱一笔,若有千钧之重;画树只疏落几株,而有森森之感。这种以一当十的手法,在《拟倪云林山水轴》一画上达到了简练的极致。在他的画上,题跋不是附加的东西,而常常是作为绘画形象的补充而存在的。”的确如此。潘天寿作画,题跋完全根据章法的需要,所以常常一画数题,而且位置也不单调,有的题在画面中央,有的题在石上、树上。比如他的长画《记写雁荡山花》(见图),为特意保留大块空石,他宁将字题在花丛间。而且,他题跋的书法常常恣意盘曲,特别强调用笔的表现力,但又与狂怪诡异有别,充分体现出自己在书法上的精湛技艺。

《记写雁荡山花》局部/潘天寿作品

 说到潘天寿这次在北京办展,还得顺便提一提康生。1960年8月,潘天寿在北京参加中国美协召开的会议。会上,他被选为中国美协副主席。会议期间,康生总是让秘书给潘天寿打电话,说康生想来看潘天寿。虽然性格内向的潘天寿向来不愿也不想与高官往来,但康生当时身居要职,而且又让秘书三番五次地打电话,也不能不加理会。两人见面之后,康生除了让潘天寿看看他收藏的古画,还表示想让潘天寿到北京来办个画展,并说,如果杭州创作不静便,他可以在北京给潘天寿找个地方画上一年。潘天寿想都没想,就回答说:“我杭州家里作画挺方便。”

 事后不久,有一天,当时在中央美院任职的刘开渠在琉璃厂的旧书店中闲逛,与康生不期而遇。康生带着不高兴的神情对刘开渠说:“我请潘天寿到北京来画画,他却不肯来。”刘开渠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事实上,潘天寿这次在北京办展,也根本没想到借助一下康生。而且,“文革”开始后,虽然潘天寿饱受折磨,但他从来都没有提过哪怕一点点的康生对他的看重。

在那种时候,他完全可以把康生当年主动接近自己的情节对“造反派”说一说,即使不能真正解脱,至少也可以减少一些皮肉之苦。但他没有那么做,因为他觉得那么做就违背了自己一贯的准则。

 展览前后,虽然得到了那么多的赞扬之声,但潘天寿十分冷静,非常谦虚地说:“……实在这次画展的作品没有什么可满意的,尤其在创新方面,表现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