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李苦禅教授一生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平生困厄环生,唯老来欣逢盛世。以如此人生经历,囊中自不富裕,但其收藏文物之志始终未泯,且有一番自家见解。
先父曾对我说:“天下收藏文物古董有两种藏法:一是富藏,二是穷藏。富藏好说,有的是钱,听什么稀罕瞧什么贵就买什么,一般卖假古董的多半是骗这种藏主,骗多了倒把人家骗成了内行,人家花大钱练成了鉴赏家;穷藏就是不凭市价贵贱、不盲目人云亦云,全凭自已的学识和鉴赏眼力去寻找藏品,这种藏法不必多花钱也能收来好东西。”
那么,什么样的藏品是“好东西”呢?先父也有自家之见,他说:“稀世之珍、名人手迹、三代重器、名窑瓷器之类,是人家皇上大内和富贵藏家的东西,好则好矣,只是老百姓们难得有缘染指。我们说的有些好东西,它不但是文物——可珍可贵,更可令子孙万代看着它没然而生爱国之心、立不忘国之志,虽其身价不及大内珍宝,但其生发之长远意义当远在大内珍宝之上,不可不留意收藏、整理之,可别任它们自生自灭,或塞在那里无人认识。”
今仅举数件老人所钟爱藏品,或可说明李苦禅教授的收藏观吧!
(一) 铜柱墨
赤金皮,凹铸小篆四行,小篆文字俱填石绿色。文字内容是:“光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浑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此墨产生的背景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著名金石家、书法家吴大澂主动要求放弃鱼米之乡的官不做,而要到荒芜寒冷的黑龙江去任职。原因是他得知沙皇俄国一再命人偷偷将石界碑向南移,每次都趁夜钯刨出界碑,用马向南驮,当地百姓称之为“马驮碑”。吴大澂有爱国之心,闻此而怒火中烧。开明的光绪皇帝满足了他的拳拳忠心,派往东北与俄国谈判边界问题。吴的副手则是依克唐阿——扎拉里氏,满洲镶黄旗人士。史载:“时俄人以议改伊犁条约有违言,乌里雅苏台参赞喜昌夙念依克唐阿谙战术,请敕就近募猎户守珲春……珲春(即浑春)故重镇,其东南海参威,俄尤数窥伺,廷议设副都统镇之,于是又改调珲春。十年,被命佐吉林军事。十五年,擢黑龙江将军。”此后他又为捍卫我东北领土而与入侵之日寇殊死搏战,仅一战即“以千人抗日军数千,故依军声誉远出诸军之上”。他协同吴大澂在与俄谈判勘定边界之后,鉴于以往“马驮碑”的教训,二人特命人将界碑铸成“定海神针”似的巨型铜术栽于界碑处,上面铸的如上铭文即是吴大澂所篆。但吴大澂对“虎狼之国”绝然放心不下,又命人依此柱原型缩小,作成一批“铜柱墨”传布世间。果然,未过多久,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北边失防,俄兵遂将铜柱劫走,存于伯力(俄名哈巴罗夫斯克)博物馆。但他们绝不会想到,这个侵略者的“耻辱柱”与被侵略者的“国耻铭”仍存于世间,没有被中国人民忘记!然而,因历经磨难,存世的“铜柱墨”太少了。据我所知,存者不多于一位数字,而我能见的仅两锭而已。先父当年并非以重金购得此墨,但他十分珍视之,并不时取出来给我们当子女的看,说:“别忘国耻啊!”今日抚摩着此墨,老人音声依如昨日。
(二) 咸丰官票
我国是世界是最早发明纸货币的国家。早在宋代我国就出现了称做“交子”的纸币,可用它在指定钱庄兑成银钱。先父收藏的纸币中有一张“咸丰五年七月初八日”发行的“足色银壹两”的“户部官票”,系用皮纸木版水印。币背面有过手人的画押与印信标记。先父曾不止一次地取出此票来给我看,并感慨良深地说:“自道光起到宣统逊位,咱们中国是个‘'弱国无外交’的地位,哪个外国强盗都敢来打我们,每次来又杀中国人又割中国地掠中国珍宝,可还要中国赔他们款,一赔就是以万万两白银来计!可知道,在前清,一两银子的价钱可比现在贵多啦!我小时候花铜子儿那年月可见不起银子呀!要不然怎么一两银子也够资格写在银票上?唉!这咸丰五年——1855年正是鸦片战争(1840年)国耻十五周年纪念呀!”
(三)《好大王碑》
此碑建立于公元414年,屹立于鸭绿江我国一侧的吉安境内。此碑甚巨,系火山岩制成,镌刻文字甚多,是研究中、朝、日三国古代关系史的不可式缺的珍贵史迹。但在国外,有少数“考古专家”曾对此碑文做出过不利于维护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之原则的片面解释与“考据”。先父与同志者自然不能与之苟同,一直留意此碑之研究动态。可是,由于此碑发现甚晚(约在清末光绪初年左右),且碑体附着物很多,故极少好拓本,而且早拓且好的拓本能保持整幅(未裁裱装册)者尤为稀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窃据东三省时曾完全垄断了对此碑的一切权力,不准中国人与朝鲜人染指。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世人无暇顾及此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始将《好大王碑》并周围古迹——古高句丽王室成员墓群等列入重点保护文物,除少数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拓成的资料之外,再无私人拓本,故此碑拓本益显珍稀。对此碑,世间收藏古碑帖者多不重视以上内容,对其书法的特殊艺术价值也未给予应有的评介,甚而不列入“名碑法帖”之中。但先父自六十年代初就留意搜集此碑的拓本与有关资料。在我父子的努力之下,先后搜集到此碑整幅原拓本一套(四幅),系早期的“锅烟子”拓本;裁裱成册的原拓本一套(两函四册,其一有先父亲笔题签);民国初年石印缩小本(整幅)一件(有先父亲题);民国初年石印中缩本(依裁裱本印制)两册,其一封面有先父亲题,所题内容是:“近方研究好大王碑,巧遇缩小本,益感对校便利,幸甚幸甚!尝谓北京为全国人文荟萃中心,苟致力诸学术,有所征求文献资料,稍经常留心无不附合愿志者!辛丑(1961年)秋八月苦禅即识。”“字完整,尚少缺泐,或是初(“明”字点除)拓。此碑拓工多粗率,裱工多颠倒行误等等,实则字行尚未甚残泐也。燕儿购于厂肆。壬寅(1962年)正月禅记。”
先父多次说:“我一辈子多少次要亲自去吉安看看好大王碑。我不光喜爱它古拙丰厚的书法,更关心它的有关内容……好好研究它,不但对发扬书法艺术有利,也对国家领土疆域历史的研究有利。可惜我没机会出关(山海关)啊!”我一直记住先父的这个未竟之愿,于前年趁应邀赴浑江市讲学之机,造访了久已神交的“好大王碑”。我有幸被允许在大碑前留影,当时我觉得碑侧不止我一个人在兹,还有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以“爱国至上”为做人准则的父亲。
(四)古埃及文物
古埃及文物是何时由什么人最早带到中国来的?这个问题是许多涉足史学者无从回答的。先父却在四十年代初就留意此事了。当时他了解到,清末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端方(陶斋)做为一位文化素养很高的外交官,曾利用出使各国的机会,不仅把许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买回来,还顺便购回一些流散的外国文物,其中即有埃及的文物,还有他亲手拓的埃及古石刻的拓本(须知当时外国人还不懂得拓印石刻技术)。不久,先父即从旧书肆中以少许书资购得陶斋携回国的文物清单册,系石青封面线装本,签题“陶斋所藏石刻”六字,册内系朱丝栏本,手写楷书有“前清……”字样,足见系民国初之人所书。先父曾据此册搜觅埃及实物数件,有清单所载“埃及小瓦人八个”之中的两个,赠予徐悲鸿先生,可惜失于战乱。有埃及石刻拓本数轴,亦失于“文革”浩动。劫后幸存的有清单册所载“埃及印十三件”中的一件,绿色蜣啷钮古印,印面系古埃及文字。还有埃及古石刻拓片一册(装裱册页,楠木面底),册末尾有端方自跋手迹,拓本中最精者,是一具石人的正背两面之拓片。先父认为,清末之时中国与埃及皆属受外国列强凌辱之国,端方尚能于出使之暇不忘对古老文化的研究,不忘搜集流失的祖国文物。他对埃及文物的流失不无慨叹地说:“国家弱了,祖坟(金字塔)也叫列强们挖了!大件的人家弄走啦!小件的也弄到小市上乱卖啦!”
(五)民国元年纪念墨
谈玩古墨,多是讲究“古”与“名”,区区民国年的墨是难以“入品”的。但先父却很看重两锭偶然之机用十元钱买来的民国元年纪念墨。此墨包金皮,正面是交叉的五色国旗与革命军旗,下方有藏头诗一首:“胡越一家,开我民国,文德武功,造此幸福。”横念首字是“胡开文造”。墨的背面是革命军在丽日之下升旗的威武扬面。黑两侧文字是“中华民国元年”与“徽州休城胡开文按易水法制”。两锭之中一锭是只包金皮而未及上色的半成品。另一锭已填色成品,下方少许磨掉一些,幸未伤及诗字。先父说:“此墨不可仅当墨来对待,它是了结封建历史的一场大革命的纪念物,可惜这场革命好景不长,又是军阀混战,又是走马灯总统,照旧鸡犬不宁民不聊生……这革命跟这两块墨似的,半拉子货呀!等不及上色就纪念完啦!”
先父的收藏当然不止这些。老人于1983年6月11日仙逝之后,根据他一生的爱国遗志,家母(李慧文)并全家将老人各时期的作品四百零三件与主要的收藏文物数十件都捐献给了国家,收藏在家乡山东省济南市方竹园的“李苦禅纪念馆”内,供海内外广大观众共赏。
一九九四年元月六日于禅易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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