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讲,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名职业书画家,虽然我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的。算是命运不济吧,我初中上了不到两年,“文革”开始,我就下乡、开矿、砸焦炭、炼钢,直至31岁时才凭着能写会画的一技之长进入了一家企业的党委宣传部,以后又调到一家报社,从记者干到编委委员、总编辑助理——在这个过程中,书画一直是我不舍得放弃的业余爱好。
1997年3月,应一家跨国集团的聘请,我到了菲律宾,在该集团下属的环球晚报社(出版华文报纸)任主笔。作为见面礼,我将自己的一幅书法和一件国画赠送给老板,没想到老板当即改变了主意,竟让我住在他的豪宅中,辟西苑两层木楼为画
室,让我专门从事书画创作。过了一年大富豪般的日子后,我实在感到不习惯,待轰轰烈烈地在当地举办完自己的第二次个人书画展,我便找了几条“结实”的理由,重又回到了难舍难离的故土洛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所在的报社竟然因机构整顿而被砍掉了。想要再寻个单位,就得托关系、走后门,可我已年近五十,找谁不是给人家出难题?再说我素来脸皮薄,最怕的就是求人。思来想去,得,干脆放弃那30年的工龄,还自己以自由吧!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名职业书画家。
张迪华画作《静园》
成了职业书画家,过去的业余爱好就成了我的主要工作,说直白点儿,也就是成了我养家糊口的主要手段。不过,虽然我当初从临摹《芥子园画谱》开始,几十年来没少在书画上下工夫,但毕竟缺乏系统的学习和名师指点,总是眼高手低,心到手不到,真正进行创作时往往捉襟见肘,让我懊丧不已。后来,经友人推荐,我到北京画院研修,指导老师是山水画名家王文芳先生。王先生讲课从不空谈理论,总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引导,听后能让人茅塞顿开。在北京画院研修的两年中,我还听过杨刚、王明明、杨延文、郭石夫、聂鸥、史国良等名家的课,可谓获益匪浅。研修班毕业之后,我觉得过去很多模糊的画理、关系一下子明晰起来,再进行写生或创作时就有了一种今非昔比的感觉。当然,最直观的收益还是有画商和收藏家开始关注起我的作品来。
成了职业书画家,再不用考虑上班、下班的问题,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想写了就写,不想写了就画;不想画了就读,不想读了就遛弯去,访友去,听音乐,看电视,干什么都行。这种生活听上去好像挺清闲自在的,其实不然。因为要干的都是自己愿意干的,所以就经常废寝忘食:说不定哪一天晚上来了画兴,就会在日光灯嗡嗡的伴奏声中让水墨不断在宣纸上幻化出心象和逸气,丝毫不觉东方之既白;又不定在哪一天写疯了书法,弄得画室、客厅甚至餐厅里都是宣纸,到处墨香洋溢。即使是读报(我订阅报纸数种,每日仅读报就需三个小时左右时间)、上网、看电视,也得从各种各样的内容中读出诸多出新的书风画意来。功夫在诗外嘛!
老实说,以前上班时似乎总有无所事事的懒散时候,现在时间都是自己的了,却总有干不完的事情,因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一个宗旨——修炼自己。自然也会有倦怠的时候,我就索性背起相机和画夹,到大山里面待上十天半月的。再回到城里时,我就感觉自己的每一粒脑细胞都是活跃的,每一笔都充满着张力。
看起来是在放松,其实还是在放松中为自己的书画创作养精蓄锐。
成了职业书画家,没有了按月领取的工资,没有了公费医疗,没有了诸多的福利,但我却能充分地、感觉良好地享受着每一天的生活。忙是忙了,可这忙是自找的,因此便不觉其忙,而且是越忙越来精神;累也累了,可是累得心甘情愿,就像游人陶醉在自然的、历史的或人文的景观中一样,一边叫喊着好累好辛苦,一边又兴致勃勃地抬腿迈向另一个新景点。(上图为张迪华画作《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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