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原因,王羲之钟情翰墨不仅与教育有关,还与其人生经历有关。他在政治上的业绩实在没什么。王家第一代书家大多忙于仕途,命系旦夕,而第二代书家已经可以悠游于山水之间了。养尊处优的环境、祖荫的庇护,使王羲之一开始就任秘书郎,历任临川太守、征西参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永和七年(351),他升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到郡治山阴县赴任,在任四年。永和十一年,他辞职并继续住在那里,与名士们一起游山玩水、修心服食、谈玄论道。王羲之的辞职与王述(前会稽内史)有关。王述向来为羲之所不屑。
后来,王述出守扬州,而会稽郡在其管辖之下,“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晋书·王羲之传》)。而就是这一年的三月九日,在会稽,王羲之在其父母墓(已由临川迁来)前置宴,以告先灵,誓言不再做官,说“吾原无志于朝廷”。由具体情况分析,这恐怕是一种对世俗的“愤慨”之言。随即他“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他还对四川的山形地貌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十七帖》中就有他给益州刺史周抚的信。信中说:“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郗氏生),婚娶以毕。
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儿女帖》,见右图)他向往巴蜀与信奉道教有关。而在《旃罽帖》、《胡桃帖》、《来禽帖》等帖中记载的周抚赠给他的巴蜀地产“旃罽”、“青李”、“来禽”、“日给藤”等,都是“服食”中名贵的药物配料。另外,巴蜀也是“五斗米”道的兴盛之地,当时有名的谯周也在此地。
所以,王羲之对巴蜀具有向往之心,只可惜他年事渐高,不得亲自前往。不仅如此,由于羲之晚年长期痴迷道教,总想“长生不老”,“服食”不断,以至于身体内亏,痛苦不堪。这些在《十七帖》的《服食帖》中也有记载:“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对“死生”的感慨、对人事沧桑之变的无奈,在其《兰亭序》中都有表现。他的内心之痛一般不被外人所知,只以退让之心,戒之以轻薄,而尽家长之责,教诲子弟。公元361年,王羲之病逝,终年59岁。
综上分析可见,王羲之在书法上的成就与仕途不畅有着很大的关联。仕途不得志与高洁的内心、清淡的世风纠合在一起,其良好的家学———书法自然就成了其栖居、放达的天地。《十七帖》就基本反映了他的生活现状。该帖文字内容多且杂,流美的笔法自然地刻画出了当时一幕幕活生生的生活场景,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其在草书上的突出成就。该帖内容的丰实、风格的多变、点画的流美与自然生发、“书势”中的相生相克,恐怕是永远值得我们追寻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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