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不要好时，便好”朱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入编小学生课本、言浅意深、脍炙人口的诗作出自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朱熹之手。在中国历史上,朱熹可谓国学大儒。他是“二程”(程颢、程颐)的四传弟子,与“二程”并称“程朱学派”。他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推进和认识论的科学化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和承上启下之功。哲学之外,朱熹博览、精鉴、详解,对经学、史学、文学、书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均有不同程度的贡献。朱熹治学严谨,强调先知后行、“知行相须”———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著书立说、讲学论道。其著作有七十余部四百六十多卷,可谓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他创办书院27所,门生达数千人,深化了中国的教育思想,是继孔子之后为数不多的大教育家之一。

 在书法方面,或许因为在教育界、思想界影响巨大的缘故,请朱熹题跋、鉴赏藏品者颇多。因而,虽然他对书法没有做过专门的集中的论述,但从其卷帙浩繁的《朱子全书》的书法品鉴文字中,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他关于书法的足够多的见解。从总体来看,他的书学思想有固正守纯、“厚古薄今”的倾向。朱熹崇尚古法,崇尚胸臆的自然流淌。在一段题跋中,他感叹说:“予旧尝好法书,然引笔行墨辄不能有毫发象似,因遂懒废。今观此帖,益令人不复有余念。今人不及古人,岂独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强矣。”又说:“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从朱熹的学书经历来看,他坚守雅正书风是深受其理学思想影响的。幼年的朱熹,也曾因“引笔行墨不能有毫发象似”或“病于腕弱,不能立笔”而“绝去不复为”过,但封建时代的文化、教育环境让朱熹又不得不拿起毛笔。他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刘勉之、胡宪)学习书法。除了曾经中断学书这一波折外,朱熹在取法道路上也有过一段“捉放曹”的曲折经历。他在讲取法时“报料儿”说,他少时喜学曹操书法,当时他的好友刘共父正在学颜真卿。他就以自己学汉魏较“古”,而刘共父学唐较“近”来讥诮刘没有眼光。刘不高兴了,正色道:“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朱熹呢?此时无言以对,只有嘿然傻笑的份儿了。但他暗自往心里去了,开始弃曹从颜,一改原先“取法乎上”的思想。他不仅学颜,而且还学更近的王安石,并着意于书法“正脉”———钟、王一系的广征博取。但是,他推崇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的境界,主张“字不要好时,便好”,反对在主观上将字风格化,即便“兴来小豁胸中气”,也要听从书理、书道的安排,即所谓“笔随意到,自然天成”。因为在朱熹看来,“谛玩心画,如见其人”,字品关乎个人的人品修养乃至世事风貌。表现较为偏激的是朱熹对米、黄等人“不把持、爱放纵”的“痛恨”:“今本朝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黄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

 不看作品,我们从朱熹的书学观点、学书路径和学养胸次能大致猜测到他的书法风貌———那是一个纯正的充满书卷气的艺术世界,那是一个理、意交融的和谐的艺术世界,那是一个笔疾思敏而又优游稳健的艺术世界。的确,朱熹以其大量的传世作品佐证了揣测。我们这里欣赏到的是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朱熹的行草《与某侍郎书札》卷(图为作品局部)。这件手札为纸本,纵33.4厘米,横72.7厘米,卷的上部有些漫漶,名款、书写年代亦残缺,卷前有明程南云题篆书引首,卷末有明人余鼎、胡俨、魏骥等人跋语。专家据书写风格、行间格式及纸墨断代等因素鉴定,此作确系朱熹真迹。这卷手札应该是为官好友之间联络感情、互通款曲的“平信”。从内容可知,此时朱熹因为“心疾大作”,在武夷山养病。他一生为官时间不多,且极不适应官场气氛,“一味悚,因思去岁”。

这件手札前部分即透露出这种情绪,可见他对朝廷“用人之法”似多有不满。但他马上笔锋一转,淡出沉郁,津津有味地谈起庐陵秋谷事。朱熹楷书学钟繇,行草书则主要得力于颜真卿《争坐位帖》等。明人廖景凤云:“尝见朱子笔牍数张,盖法鲁公《争坐》书,即行边添注,亦复宛然,意致苍郁,沉深古雅,有骨、有筋、有韵。”这件行草手札也有同样的特征。

只是在我看来,其中有钟繇小楷含蓄内敛、温润冲和的古雅风范以及“二王”书法流美遒逸、适意从容的艺术美感。朱熹手札书法的一大特征是行笔迅疾,似“不甚著意”。而且,书家行笔没有通过大开大合、纵横争折来实现“快笔疾书”,而是如莲裾轻动、晓风拂柳,给人以轻盈、雅逸之感,可见其作为学者的那种“安静详密,雍容和豫”的胸襟。

朱熹在鉴赏别人书札时,将“如大忙中写”和“端严谨重”两种风格做了对比分析,否定了“躁扰急迫”的书写习惯。他说:“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由此可见,朱熹对日常书札的书写也是自觉“守法”的———虽然很快,但并不敷衍其事。

但是,无论是手札,还是书作,朱熹都没有承接北宋书法的“尚意”传统,以“意”为上,有意去冲破法度,突出自我、张扬个性,而是以他的理学思想、学者立场,捍卫帖系书法的文人味儿,接续其典雅温醇的血脉。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书法也是如此。各个时代因为有了像朱熹批评的米芾、黄庭坚那样勇于破旧立新的人,书法史才得以续写新机。

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朱熹这样的守望者,书法史才不会变味儿。历史是公正的:它既承认了米芾、黄庭坚们,同时也给朱熹们留下了重要的位置。

宋·朱熹书法手迹欣赏《致会之知郡尺牍》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考亭、云谷老人、沧州遁叟,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寓建阳(今属福建)。他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任宝文阁待制、秘阁修撰等职。据载,他平生不喜为官,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在福建武夷山、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朱熹晚年卷入当时的政治漩涡,被夺职罢祠,其学被定为“伪学”,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死后不久,“党禁”解弛,其地位开始上升,被追封为信国公,改徽国,从祀孔庙,世称“朱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尤其对日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楚辞集注》等。朱熹书法墨迹遗存甚多,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著作手稿,二是书写的历代诗文及自作诗稿,三是尺牍手札。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国内大博物馆以及日本的一些博物馆均收藏有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