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清模式
明清时期的徐渭、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八大等都是享名书史的草书家,其草书的特点是尺幅极大极长。这正契合了当代展厅对书作的视觉效果要求,因而当代书家对明清书法多有借鉴,如河南的胡秋萍师法王铎、江苏的徐利明师法倪元璐等。明清草书特征一方面是其巨制长挂形式,另一方面是从笔墨表现形式上也形成了具有极度视觉冲击力的效果。如徐渭的满纸云烟,倪元璐、黄道周的行密列疏,王铎的涨墨与枯笔形成强烈对比、中轴线左右摇摆等。在王铎等人的草书遗迹中,有大量临写“二王”的书作,我们有理由把它们看做是明清书家用新形式消化经典的努力。
这为今人“化古为今”提供了较现成的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的草书多行草夹杂,或以行书之体作连绵结体而为草书者,大有将潦草当做草书之弊。行草夹杂曰“破体”,或曰“雨夹雪”。它虽然为书家提供了一种更为自由的创作模式,但却破坏了书法艺术类型的纯粹性,因而在要求严格的纯行书或纯草书创作中,应注意丢却此弊。王铎对此似有所悟,因而他也为我们留下了诸多以纯粹草法书写的手卷。
六、标准小草模式
清乾嘉以后,碑学复兴,而与帖学关系紧密的草书却没有获得新的发展,甚至出现断层、式微的状况。民国时期的于右任在碑体楷书、碑体行书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同时又致力于草书的研究与倡导。或许是出于力挽草书衰落历史局面的考虑,使变幻莫测的草书创作有较易掌握的规律,使草书拥有更多的受众面,他极力倡导标准草书。然而,艺术的本性却是不能取标准和求统一的,艺术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因而,虽有一时的标准草书杂志创刊和标准草书社的成立,但于右任所推广的标准草书范本对推动当代草书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不过,由于标准草书实际上就是字字独立的小草,因而它为当代草书创作提供了迥异于连绵大草的一种空灵、明净的草体范式。辽宁的王廷风、宁夏的胡松石是这一创作模式的代表人物。
七、“简草”模式
“流沙坠简”的出土,以及居延、长沙等汉代简帛书的陆续面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汉代书法遗迹资料。它们向我们昭示了汉代的文字日常书写形式并不是过去人们通常看到的规矩的汉碑或《急就章》、《出师颂》之类快速书写的章草形式,而是更为活泼、丰富的手写体式。在这些简札书中,有大量的笔画连带、简化、结体大小夸张变形之草。我们没有合适的书体名称给它冠名,在此姑且妄称为“简草”。它新鲜的用笔、结体、字距行距变化很快吸引了对隶书、章草有兴趣的书家。于是,一种有别于章草的创作模式——“简草”应运而生。这一模式的代表书家有钱君匋、孙其峰、吴颐人以及张继等。同时,也有一些书家,如四川毛峰等,开始探索消化“简草”而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创作了。
八、嫁接模式
以上所述皆为单一取法某一历史资源的创作模式。而“法无定法”才是草书艺术的根本特征与灵魂。作为具有融化创变能力的书家,其创作往往不拘泥于一种模式,而是兼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模式进行创作,如在今草中糅进章草的笔法和结字法,或在章草、“简草”中运用明清模式的涨枯墨法和巨制长挂形式等。这些方法可谓之嫁接或杂交,是创新变化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采用嫁接法进行创作,其前提是书者要对需嫁接的单纯形式达到纯熟的程度。嫁接要避免生硬、两张皮和做作之态。清新与自然相结合永远是书法艺术创作的至高境界。
以上八种创作模式都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变化出新。以西方美术观念和方法对当代草书进行改造,专注于以拼贴、装置、制作等手法对当代草书加以“创新”者,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无论何种创作模式,在当代书法展厅效应的作用下,在书法艺术被厘定为视觉艺术的观念下,草书的现代创作表现形式无疑要向更具生动性、丰富性和趣味性的方向发展。所以,传统草书用笔的连断、提按、疾迟、方圆,结体的开合、迎让、伸缩、穿插、摇摆、斜正,墨色的枯湿、浓淡、焦润,以及章法的疏密、错落等,都将得到极大限度的发挥。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归纳,必定可以梳理出当代草书的创作规律,从而推动当代草书的快速发展。
然而草书是最具抒情写意性的艺术,因而一位成功的草书家,除应具备精绝的笔墨功夫外,还要有豪迈、浪漫的胸怀与气度。比如毛泽东和林散之,两人可谓都精通草法,但毛泽东以领袖之阅历与气魄作草,其草书在晚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作为一般文人的林散之,却没有实现这一飞跃。
因而作为致力于草书的书家,除了要进行上述的笔墨技法形式的锤炼外,还要注意社会生活的历练、浩然之气的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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