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需提及的是,并非所有的写意画都有写意精神。天地之间,万物的形不同,神也各异,但无不具有生命的活力。画家观察物象,在抓住其形、神特征的基础上,要善于挖掘其深层内涵,并以精湛的笔墨绘出物象的灵气和神韵。只有这样,作品才会感染人。古代人提出的“气韵生动”、“意在笔先”、“画中有诗”等,至今仍是绘画创作的重要理念。
纵观本届中国画展的写意画,或过分炼题、或过分炼意、或一味追求笔墨,大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优秀奖作品《润物细无声》为三联式小写意花鸟画,画家描绘的似乎是春夏之交的景象。要不,树枝上怎么有蝉呢?对两棵果树的刻画,画家没有在概括上下工夫,致使“润物细无声”的意趣被繁枝密叶掩盖了。再如,另一幅优秀奖作品《静夏》,画家将线条和水墨并用,显然是为了增强画面的韵味。但满塘草梗纤弱、草叶稀疏,没有夏日草木峥嵘的气息,倒有几分秋来衰微的迹象。总之,本届美展所展出的写意画中,笔墨、气韵、意境不到位的不乏其例。这说明写意精神的弱化不仅体现为追求工细的画坛趋势中,而且还体现在写意画上。因此,我们要大力提倡写意精神。只有大量实践,才能提高整体创作水平。
提倡写意精神,是笔者根据本届展览作品普遍倾向于工细而产生的想法,无意于扬此抑彼。工笔画与写意画是中国画的两大重要画种,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我国数千年绘画史中,涌现出难以数计的经典之作,其中工笔画就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仔细研究这些经典工笔画作品的运笔使墨,不难发现其线条如行云流水般流畅,用笔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具有极强的“书写性”。
这种“书写性”正是经典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画家可以从自己的审美取向和造型能力出发来选择主攻画种,但无论选择哪一画种,都不能轻视对“书写性”的传达。元代赵孟頫在《论画》中明确提出“须知书画本来同”的主张。意思是说,绘画与书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写”对绘画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时下,画家“写”的功力出现退化迹象。很难想象,一个不善于“写”的画家能绘出上乘的作品。“书写性”对写意画的意义自不必说。需要说的是,它对工笔画的意义同样重要。只有在“写”上下苦功,才能在“写”中达意。“写”不是刻意去“描”,更不是“制作”,否则作品便丧失了意趣。
进入21世纪,我们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得到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画家的创造力也得以提高。讴歌新时代,弘扬主旋律,以优秀的作品感染人、鼓舞人、引导人,是每个画家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在这一目标下,倡导新时代的写意精神十分必要。新时代的写意精神不仅要吸取传统精华,弃其糟粕,而且更重要的是赋予传统以新的内涵。在思想上,画家要有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要发扬民族精神、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思想观念要与社会同行、与时代共进;在艺术上,画家要融会古法以创新,不断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平。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中国画的发展也是没有尽头的。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中国画始终没有停止过前进的步伐。中国画的传统积淀越来越厚,画家可借鉴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但创新相应地就越来越难。但笔者相信,有抱负的画家一定不会被困难吓倒,一定会积极进取,绘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记得几年前,《中国书画报》和《美术观察》曾联合主办过一个“十届美展大家谈”的栏目。那次讨论在肯定第十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取得明显成绩的同时,一些参与者也明显感觉到展出的作品日趋工细,毫无阳刚之气,并对此提出批评。问题是这种现象像物体运动产生了惯性一样,由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有力的措施,所以一直延续到本届展览。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被誉为“国展”,号召力、影响力巨大,导向作用也十分明显。在本届展览发动阶段,有的画家曾仔细研究过第十届全国美展中入选、获奖的中国画作品,想从中得到借鉴。
至于对他自己的创作究竟有何启发,不得而知。不过,这行为本身就值得人们深思。看来,画家认真审视本届中国画展的组稿方式和评审标准很有必要。
笔者建议,今后再举办全国美展时,对中国画的工笔、工写结合、小写意、大写意等各占多大比例,不妨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每个画种提交的作品,凡不够水准的决不予以入选。即使某一画种选出的作品达不到原来制定的展览数量,也没有关系。此外,对每幅获奖作品,都应写明获奖理由,以便让所有参与者、欣赏者都知道它获奖的原因。这些对提升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提高“国展”的含金量、营造中国画发展的新气象或许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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