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中国书画、古玩、古籍等被列为“四旧”,难逃一劫。1970年,上海一家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造反派”突发奇想:将抄家和廉价收购而得的书画作品“扫地出门”,赚取外汇。该公司派了几个人,赶往浙江慈城文物仓库,对公司存放在该处的大批书画作品进行所谓的“会诊”。这些人粗粗地抽阅了一些书画,便武断地建议:这些旧作价值不高,低价卖给外商算了。于是,该公司与海外书画商议定:不论书画水平高低,均按件计价,每幅折合人民币10元。消息不胫而走,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郑为、承名世等闻讯后心急如焚。
倪瓒山水画
就在外销合同正式签订前,郑为、承名世等不顾自己已经“靠边站”的身份,冒着挨批斗的风险,决定阻止书画作品的廉价出口。他们找到上海市文物清理小组,向该组负责人、原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权威谢稚柳汇报。谢稚柳了解原委之后,当即表态要坚决制止!郑为、承名世持上海市文物清理小组的介绍信,带领上海博物馆钟银兰、朱恒蔚等4名鉴定人员和熟悉书画艺术的黄桂芝、华启明等裱画师赶到了浙江慈城。
当他们走进宽敞的文物仓库时,只见阴暗的灯光下,堆满了已经打点好准备外售的中国字画。他们逐箱查看,竟然有数十万件之多,明清以来的字画比比皆是,无不大吃一惊。承名世取出书画时双手颤抖,连声叹气:“愚蠢!无知!只顾眼前蝇头小利,竟如此廉价出卖宝物!”从1970年秋至1971年春,郑为、承名世等专家历时半年多,对书画进行鉴定,最后挑出六万多幅书画珍品,定为“不能外流之文物”。
郑为、承名世一行返回上海,找到上海那家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掌权的“造反派”头头交涉。那些头头振振有词:“这些书画是‘四旧’,废物利用,用几十万幅旧字画换回几百万元的外汇,不是很好吗?”
平素性情温和的郑为、承名世强忍怒火,苦口婆心地劝说:“外汇可以从别处赚,而国宝卖掉一件少一件。何况这种国宝不能再生,流向海外后,损失再也无法弥补,太可惜了!”他俩取出清乾隆皇帝画的《寿星图》和明代花鸟画写意派先驱林良、清初鲁得之等大画家的作品,耐心地一件件解说这些稀世珍品的价值,语重心长地说:“这些画作价值连城,如果卖到海外,肯定再也收不回来了!其他六万多幅书画都是明清和近现代著名画家的精品之作,也是一幅都不能卖!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意思,是上海市文物清理小组的交代,不行你们去问问谢稚柳……”经过郑为、承名世等人的努力,终将乾隆、林良、鲁得之的作品和其他六万幅书画珍品运回上海入库封存。粉碎“四人帮”后,大部分珍品交给上海博物馆等文物部门保存;另一部分在落实政策时,送还给被抄家的原主人。
“文革”中书画文物任意出口防不胜防,上海海关与出口单位常因某些书画文物该不该外销而争论不休。海关人员不谙书画文物,往往束手无策。承名世想到抢救国宝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就主动上门联系,每周一天带领几名助手坐镇海关,做书画出口的最后一道闸门!从1972年起,他们查出大批不宜出口的珍贵字画,其中包括“元四家”之一倪瓒的一幅三尺立轴水墨山水画(见上图)和元代另一画家的《罗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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