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主义”和“流派”的“圈地策略”———书法“营销时代”的特征之二
当代的书法理论基本上是以大力鼓吹“书法创作”这一新的书法概念而依次展开的。“不断创新是一个优秀民族的灵魂”,这话原本是没错的,因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车轮始终都没有停止过。“书法创作”这个词,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出现这个说法,大概也就三十年左右,即展览文化兴起之后。
20世纪80年代初突然兴起并随后迅速席卷全国的“书法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现象,那就是“书法创作”观念的形成。但不容置疑的是,“书法创作”观念的形成,恰好处在“文革”刚刚结束、国门刚刚打开、思想渐次解禁、国家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长期的闭关锁国和政治斗争,使得中国人尤其是广大青年一直处于一种思想焦虑和文化饥渴的状态。而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期隔绝,又使得国人对外界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辨别能力。但此时的中国知识阶层正处在一种“饥不择食”的状态,很多人置中国书法的特殊发展规律于不顾,将不断创新与追求自我作为从事书法的第一要务,把一些西方文艺理论和创作方式强行引入和嫁接于中国书法,热衷于理论上的各执一词与创作上的各行其是,使得当代书法创作从初始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自由化”意味。
“书法创作”作为近三十年间出现的一个新课题,一度引起过书法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书法创作这一新概念的形成,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凭空臆造。对日趋专业化乃至职业化的当代中青年来说,创作已是一个义不容辞的历史课题。历代书法大师们首先以文人的身份为书法艺术设定了一个几乎令后人无法到达的文化积淀的高度。如果我们同样寄望于技法基础上的自然生成,不但无法回避地决定了当代书家面对历史而自惭形秽的劣势地位,而且会使一个矢志以书法艺术为终生事业的职业书家最终失去追求的目标和乐趣。
因此,当代书法创作的概念形成和创作的行为实践,尽管还处在幼稚时期,尽管还存在很多的流弊,甚至常常被导入一个误区,但它作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新的发展起点的标志,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书法》1999年第1期,金鉴才《再论艺术的觉醒和基础的危机———关于当前书法创作的若干问题》)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各种书法“主义”、“流派”便应运而生,诸如“古典派”、“书法新古典主义”、“流行书风”、“新文人书法”、“现代派”、“书法主义”、“学院派”、“艺术书法”、“文化书法”等等。
其中,有的流派只是为了迎合当代青年人的猎奇和急功近利心理,讲求形式至上,有空洞的概念而无实际的内容。在这些“旗号”导引下所产生的诸多作品,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突破。由于这些“招牌式理论”的提出者对书法的本质性界定有欠准确,书法领域因此秩序大乱,泥沙俱下、良莠不分,传统的具有经典意义的“二王”书风曾经一度不再被人们所重视,唐人楷书在许多人心目中成了“小儿科”式的基础功夫,反倒是那些残缺不全、错漏百出的古代民间书写遗迹被书法界奉为圭臬。
当然,对民间书法加以鉴别,然后进行一定的消化吸收,无疑对开拓书法的创新思路是非常有益的。但如果仅仅为了标举创新,进而将久经历史检验的传统书法经典置于不顾,漠视笔法,将形式上的种种花样作为创新的唯一手段,实质上是不利于书法健康发展的。一些“主义”和“流派”后来也感到了自身的偏激和“营养不良”,纷纷向传统靠拢,并提出了所谓的“回归传统”之说。这充分说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经典基础的创新之举是非常脆弱的,“回归传统”意味着要为自身“补课”。
这些“主义”、“流派”制造出种种花样儿,然其实质无非是书法进入“营销时代”之后,拼杀于书场者所采取的一种“圈地策略”。他们在社会名望方面的“功成名就”表明,要在当代书坛卓立潮头,重要的似乎已经不再是书法造诣本身,而有无“话语策略”和是否掌握话语权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书法“口号”的提出,不过是掌握“话语策略”者为在书坛制造新的轰动效应而采取的某种手段而已。打出各种旗号的理论家们,总认为自己是书法方面的先知先觉。事实上,他们提出的诸如“理论先行”等等主张,多是不符合艺术发展的根本规律的,将现代书法的特殊性(突出个性)夸张到不适当的程度,造成了现代书法创作与中国书法的共通性的根本脱节。
他们这些“口号”的提出,不过是为了迎合年轻一代书法人热衷于标新立异的创作动向和所谓与“国际接轨”的特殊心理需求。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西方某些唯心主义艺术理论影响下的产物。严肃的学术理论成为了某些人进行自我宣传的舆论工具,其观点不可谓不“新鲜”,但却缺乏有力的实践证明。
尽管他们一再竭力为维护自身的“唯一性”和“正确性”自圆其说,但大量事实证明,这些创作观念始终都不可能真正成为当代书法创作的主流。
地方性书法名人的强制性推广———书法“营销时代”的特征之三
而中国人向来以身份地位的高低来看待作品价值高低的惯性思维,又使得这些人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大家追捧的对象。在专业报刊乃至其他传媒上,这些人的“出现率”始终居高不下。即使是一些有名望的批评家,亦因“谋食”之需,刻意将这些人标榜为当代的“著名书法家”甚至是书法“大师”,从而在书法的价值认同方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但恰恰也是因为这些领导者在社会上具有非常巨大的活动能力,所以他们的作品成为了某种流行,后来者纷纷仿效,导致了当代书法创作水平的大幅度滑坡。然而,这些因地方性、强制性推广而产生的书法名人,他们本人个个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成为了书法界“名利双收”的社会新贵。
细究其实,他们的书法根本不可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书法水准,他们只是通过特殊的渠道穿了一件漂亮的“书法名人”的外衣而已。他们的那些所谓的“得意之作”在此时被人们视为“墨宝”,但随着其职位的变化,迟早会为人们所无情抛弃。这些不过都是市场经济背景下书法界不可避免的特殊现象而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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