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养正行书诗卷

        辽宁省博物馆所藏刘养正行书诗卷（上两图均为作品局部）是一件典型的古代文人诗抄作品。全卷纵28.7厘米，横744厘米，为纸本。刘养正生活在明代中叶，江西庐陵人，生年不详。此卷所录五言诗均系作者自作。从诗题及内容看，大体属游历、感怀一类。与普通文人诗卷不同的是，此卷卷尾款署“臣庐陵刘养正薰沐百拜谨书”，说明这是一件进献宫廷之物。按常理说，能够以自作的游历、感怀诗进献宫廷，其作者当非等闲之辈。刘养正何许人也，为什么史书不传？依照诗卷款式，为什么既没有常见的“皇帝陛下”等字样，又不落年号？其中必有玄机。

　　原来，刘养正在明代正德年间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宁王朱宸濠之乱的主谋之一。刘养正原系举人出身，读书知兵，颇有凌云之志，受到宁王朱宸濠的青睐，延为府中幕僚。当时赣南一带匪盗猖獗，宁王偏好结交鸡鸣狗盗之徒，常与各方匪首往来，并招纳府中充当护卫，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黑老大”。刘养正巧言献媚，称宁王

王为“拨乱真人”，又常以宋太祖陈桥兵变“说事”，蛊惑宁王。其实宁王对朝廷早存异心，只是时机不成熟，不敢贸然行事。刘的谄媚蛊惑，使宁王心花怒放，叹为奇才，称之为“刘先生”，待之若“军师”，继而招兵买马，铸造军械，加快了谋反步伐。正德十四年（1519）秋，刘养正奉命起草《讨正德檄》，同时被授予“右丞相”，随朱宸濠六万水师浩浩荡荡沿江东下，剑指南京，成了名副其实的军师。这一事件史称“朱宸濠之乱”。刘养正看似心志高远，实际是个行动的矮子，他哪里是官军总指挥、素称“全能大儒”的王阳明的对手？不消三十余日，叛军全军覆没，刘养正被俘，后押送京师处斩。刘养正的一生就这样终结了。

　　由此可见，这件行书诗卷必定是刘养正在南昌宁王府当幕僚时进献朱宸濠的实物无疑。至于他为什么会抄送游历诗赠宁王，无非三种理由：一是表明关系密切；二是展现才华，献媚邀宠；三是表明自己心存高远。这些都在诗句中有明显表露。如开篇第一首即写道：“我闻九华丘，高高与天齐；上有仙灵宅，欲往慰所思。”世间安有“丘”与天同高者？除了胡说，就是别有用心。在卷尾款式问题上，刘养正并非朝廷命官，怎能自我称“臣”？无非是受到宁王的宠信，便洋洋得意起来，而充其量不过是个伪臣子而已。再者，既为臣子，怎么不明为臣之道，一心蛊惑主子谋逆篡位？这在封建时代实属大不敬，最不可容忍。自古道：“书品即人品。”人品若此，书品又能如何？至于此卷为何不落年号，笔者又有两种猜想：一种是宁王举事曾“传达远近，革去正德年号”（蔡东藩《明史演义》），诗卷或书于此间；再一种可能即刘寄居宁王府中，二人朝夕相见，无须落下时间、年号。无论何说，此作系刘养正“晚年”手笔无疑。

　　当然，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人们已不再过分强调书品与人品的关系，何况历史已经翻过五百年，当年的是非曲直早已变得不再重要。单就书法而言，此卷还是有一定艺术价值的，看得出刘养正当年对于翰墨之道还是下过一些工夫的。从结字、用笔来看，刘养正书法系取法欧阳询，走的是瘦硬、刚劲一路，审美追求险绝气象，与明代大多数书家相比，表现出不同的性格与追求，故而个性突出。在笔墨技巧方面，看得出他对传统《阁帖》有过研究，对王羲之一路的行草书能进能出，颇得妙悟，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他的才气和果敢。此卷在章法上十分突出，行距疏松得有些夸张，结体却十分紧密，且多取纵势，与欧阳询行书颇为相似。这种特殊的章法给作品增添了几分野逸与神秘气象。在横向借鉴方面，刘养正书法似乎受到李东阳的影响，审美趣味颇为类同。

　　客观地说，凭着刘养正固有的才情，若不是好高骛远，心气太盛，他应该可以成就一番事业，至少在书法方面能够取得更好成绩。可是，心比天高的刘养正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企图利用“不义之举”来实现自己的“富贵梦”，一展政治抱负，结果站错了队，走错了路，落得一个千古骂名，亏啊！刘养正的人生经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