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的宁寿宫,现在已成为“石鼓馆”,馆中除了陈列着“石鼓”原石十件之外,还有一块碑刻,这块碑叫《石鼓文音训》。
《石鼓文音训》刻于元代至元五年(己卯,1339年)五月。由潘迪整理并书丹,碑额为古文篆书“石鼓文音训”五字,音训为楷书,后记为隶书。碑石两面刻字。音训的内容为《石鼓文》的释文、音义及宋时郑樵、施宿、薛尚功、王厚之数家对石鼓的排序。
潘迪是什么人?在《全元文》(卷一五五五)中找到了他的小传:“潘迪,字履道,一字牖民,元城(今属河北)人。历监察御史、国子助教,升国子司业、礼部尚书。以正议大夫、集贤直学士致仕,著有《春秋庸学述解》、《六经发明》、《格物类编》。”
《石鼓文》清乾隆晚期拓本(禾中布衣旧藏本) 私人藏
潘氏据旧拓本考订石鼓文字,所缺之字,均以○标识。并在跋尾简述了石鼓的流传经过:“右石鼓文十,其辞类风雅,然多磨灭不可辨。世传周宣王猎碣初在陈仓野中,唐郑余庆始迁之凤翔。宋大观中,徙开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归于燕。圣朝皇庆癸丑始置大成至圣文宣王庙门之左右。”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金人将石鼓置于燕京后,后不知何时又佚。至元代大德之末(1307年),虞集重新发现石鼓“于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数。”虞氏说:“后助教成均言于时宰,得兵部差大车十乘载之于今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之,又为疎櫺而扃鐍之,使可观而不可近。然三十年来摹拓者多字画比当时以多漫灭者,然移来时已不能入薛尚功《钟鼎款文》所载而多矣。……至正改元(1341年)十一月。”(见虞集《石鼓序略》)至皇庆二年(癸丑,1313)始置文宣王庙门之左右。自这时起,石鼓就一直妥善安置在文宣王庙门之左右,明清两代皆在此处。石鼓安稳地在此度过了600多年。至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1951年再回北京,之后便一直存放在故宫。
《石鼓文音训》拓本 朵云轩藏
说到文物南迁,不少人会有些担忧,那么大那么重的石鼓是怎么包装的呢?2010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为什么要将纸覆盖在石头上?近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原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文物南迁的主要参与者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写到:“其损字原因,必系北徙之时,修縆大索,长途挽致,遂使石皮脱落,可断言也。自虞集潘迪以后,至于今日,皆在孔庙大成门左右,有大厦盖覆之,有疏棂扄鐍之,保护不可谓不周,然五百年来,又损五十余字,皆分离之石皮,经椎拓而脱落者也。余鉴于此种情状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先务之急,乃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纵使石皮脱落,猶可黏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缏,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正是专家学者的细心呵护,在运输设备不发达的年代,才能保石鼓安然无恙地回到故宫。
潘迪为什么要刻这个碑呢?我们接着看潘氏后面的跋文:“(石鼓文)字画高古,非秦汉以下所及,而习篆籀者不可不宗也。迪自为诸生,往来鼓旁每抚玩弗忍去。距今才三十余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灭数字。不知后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为之爱护哉。闲取郑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数家之说,考订其音训,刻诸石,俾习篆籀者有所稽云。”可见早在元代,像潘迪这样的好古之士,便具传古之心,为了后人努力去保护我国的石刻文字之祖——石鼓文。潘迪整理刊刻的壮举,也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尊重。
《石鼓文音训》刻成之后,影响极为深远。明清至民国时,习篆者多取《石鼓文音训》通晓其意。有不少《石鼓文》善本中将《石鼓文音训》拓本附装于后。如上海博物馆藏明中期“黄帛不连石花本”(汧殹鼓二行首字未全泐)及故宫博物院藏“黄帛早本”(汧殹鼓第二行“鲤”字上部未损)之后皆附有《石鼓文音训》。亦有将《石鼓文音训》中释文直接写在拓本之上的,如上海图书馆藏“黄帛本”(汧殹鼓第二行“鲤”字上部损及横画)等。近代书画印俱堪称大师的吴昌硕一生最好《石鼓文》,其通临《石鼓文》所见数件,也有将《石鼓文音训》录于临本之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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