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写本《恪法师第一抄卷》

   唐人写本《恪法师第一抄卷》(右图为作品局部),草书,纸本,纵28.9厘米,横777厘米,原藏在敦煌藏经洞内,1922年为罗振玉所得,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恪法师第一抄卷》卷首题书款中的“抄”字原意是抄本,唐代称为写本。这是一卷阐述佛经经义的演讲稿,后被装裱成卷。卷首有“恪法师第一抄”字样,说明系出自僧人之手。“恪法师”平生事迹不详。此卷书写年代虽无明确记载,但估计至迟不会晚于盛唐。从用纸上看,《恪法师第一抄卷》用的是白麻纸,质地厚实,色白且细腻,应是中唐以前之物。再从书风上看,初唐及以前的草书,字间没有牵丝连带,字字独立,意态活泼;到开元之际,草书中出现了以张旭草书为代表的狂草,其体势萦绕连绵,笔意奔放。《恪法师第一抄卷》的特征与张旭狂草大相径庭,故其书写年代应在盛唐,至迟不会晚于开元时期。

 唐以前的敦煌墨迹大多有这样的特点:墨迹构形上纵而趋方,结体紧凑,尚存汉隶意味,且融进北碑书风,呈呈现出一派古雅、峻整、朴厚之风。进入唐代以后,书法名家辈出,书家之间互相影响;而反映在敦煌书法中,就是谨守法度,有“尚法”趋向,说明民间书法也在向士族显贵书法靠拢,逐渐形成大同书风。抄写佛经是件极为严肃的事情,依照程式、书写工整是基本要求,也表示对佛的虔诚。因此,在敦煌写经中,绝大多数抄本以楷书书写,草书则为数不多。但到唐代中期,由于书写行草的社会风气逐渐浓郁,清静的寺院佛堂也不免受到影响,所以像草书、行书等体现着浪漫主义色彩的书体也成为佛经的书写形式,并逐渐形成了“敦煌草书”的书法风貌。

 《恪法师第一抄卷》便是“敦煌草书”的典型范例。其稿本之长、书写之美更体现出它的书法价值,如此具有典型风范的草书长卷实不多见。在敦煌写经的众多作者中,除了少数士族显贵之外,其余多为接受过书法基本训练或严格考核的寺院经生或僧侣。尽管他们社会地位不高,书写中有俗体字、错别字出现,也大多未能留下姓名,但就书法水平而言,有些书写者绝对不在那些名垂青史的大家之下。正因如此,才使敦煌写经成为在“正统书法”之外的“另类”书法瑰宝。

 《恪法师第一抄卷》的书法意义在敦煌卷本中相当突出。这件稿本有多处校补的小字,其墨色、笔迹与文稿相同,说明在书写过程中,书写者对错漏之处有所增删。此外,文稿中还有用淡墨校补的小字,其墨色则与首题“法师第一抄”五字相同。这些淡墨补字,有可能是在后来阅稿时加上去的。在书写上,此作用笔流畅劲健、纯熟自然,信笔写来,毫无拘谨板滞之处;作品线条节奏变化极富韵律感,行笔多用短线。在书写行线上,长有长的好处,短有短的美妙:长可以尽情尽兴,但难免有挥霍浪费之感;短是局促了,却可以去芜存菁,以少胜多,尽得笔短意长之神韵。作品笔画间的“牵丝”细而不弱、似断还连,从而使点画顾盼有情,非常绝妙。作品结字不乏“二王”风度,与孙过庭《书谱》息息相通,字态浑圆多变、率意洒脱、跌宕有致。篇中杂有行书和楷书笔意,因而更见变化。此卷虽字字独立,但在单字内部极尽连带使转、起伏变化之美。卷本的书体虽为今草,其中却隐约可见章草余韵,古意甚浓。整卷章法茂密、生动、自然,读之顿觉满纸云烟浮动,更兼有风雨飒飒之声。

 总而言之,《恪法师第一抄卷》不是普通经生所抄的一般性演讲稿,而是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大师之作。这位“恪法师”应是一位受过“二王”书风洗礼的草书大家,是一位学识广博、功力精深的书法高手。其这件作品的清朗体势、高贵气韵、雅逸风貌,着实能吸引人、打动人。因而可以说,《恪法师第一抄卷》是敦煌书法中难得的杰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