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佐证

   辽代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907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其子耶律德光助石敬瑭灭后唐取得了幽云十六州,统治了北方大片土地。辽代皇帝大都重视文化建设,尊孔崇儒,并吸纳汉人入朝为官。他们还效法北宋王朝,设立翰林图画院,推动了辽代绘画的发展。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留传至今的辽代花鸟画作品数量极其有限,所以这幅于1974年在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七号辽墓出土的《竹雀双兔图》(见右图)就显得十分珍贵,是研究辽代绘画难得的资料。

《竹雀双兔图》为绢本设色,纵114.3厘米,横56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画面构成比较简单。近处有两只憨态可掬的灰兔,一只抬头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另一只则专心致志地低头吃草,刻画细腻,形神兼备。灰兔周围有许多野花野草。画面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灰兔后面有一丛墨竹,仅作双勾,未分染填色,朴拙自然。墨竹丛中有三棵高竹,屹然挺立。每棵竹子上各停着一只麻雀,神态各异:左边那只欲啄野花,中间那只静立枝头,右边那只正梳理羽毛。丛竹旁生长着三株野卉,分别是蒲公英、地黄、白头翁。它们形体硕大,色彩明丽。

 《竹雀双兔图》中刻画得最为精彩的当推那两只灰兔。灰兔是自然界中既胆小又机灵的生灵。它们警觉地环顾四周,一有风吹草动,就迅速逃跑。辽代人对兔子这种大草原上常见的野生动物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把每年的三月初三定为国家法定的“射兔节”。《续文献通考》记载了这个节日:“(辽)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其负朋下马,跪奉胜朋人酒。胜朋于马上接杯饮之。”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辽代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画家在他的作品中赋予了灰兔更多的感情色彩。《竹雀双兔图》中,双兔被描绘得惟妙惟肖。它们的表情或欢愉、或紧张,真是刻画得精美绝伦。

 画上无名款,亦无题识和钤印,因而无法确定作者和创作的具体时间。我们从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七号墓的墓室结构、随葬品以及《竹雀双兔图》本身的情况分析,基本可以断定它为辽代早期的作品。和同时期中原地区的花鸟画作品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构图比较简单,采用对称形式——图中的竹子、麻雀、野花、野草,包括作为画面主体的两只灰兔,均大致呈现左右对称的形式。这种颇具装饰意趣的绘画风格,正说明辽代那时刚刚形成独立的花鸟画科,辽代花鸟画的形成明显晚于中原地区。

 如果把《竹雀双兔图》中的双兔和北宋崔白《双喜图》中的野兔对照,我们不难发现辽代花鸟画和中原花鸟画之间的密切联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两宋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先后兴起了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后,都无一例外地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和政治体制,也包括花鸟画艺术,并出现了不少优秀画家。他们大多从中原艺术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比如,萧瀜是辽代著名的翎毛画家,常画鹰、马,所画走兽、飞禽飘动灵逸、栩栩如生。他注重学习各家之长。每次有使臣去宋朝,他总是要托使臣购买中原的名画,以临摹学习。辽兴宗耶律宗真善于绘制飞禽走兽,作画“点缀精妙,宛于逼真”,曾将自己的作品作为“国礼”送到宋朝。《图画见闻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庆历中,其主(辽兴宗)以五幅缣画《千角鹿图》为献,旁题‘年月日御画’。上(宋仁宗)命张图于太清楼下,召近臣纵观,次日又敕中闱宣命妇观之,毕,藏于天章阁。”这一段小插曲可谓宋、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竹雀双兔图》对宋、辽花鸟画艺术之间的交流是有所体现的。无论从技法还是意境上看,它都与黄筌、徐熙、赵昌及崔白的画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这幅《竹雀双兔图》堪称宋、辽之间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实物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