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治印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当时的大后方,由于日军封锁了通往境外的陆海交通,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严重,不仅一般民众苦不堪言,就连大学教授的生活也大都陷入了困境。著名学者闻一多时为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八口之家,全靠他一人的工资,一家人常常为吃饭发愁。一个月的薪水发下来,往往都不够十天的开销。为了维持生计,除了不可或缺的简单衣被,他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就连那几本他从北平带出来的线装书,也忍痛卖给了学校图书馆。为了给妻子看病,在寒冷的冬天,他把自己正穿着的一件狐皮大衣送到了寄卖店,结果回家后就得了重感冒。

闻一多治印

为了增加一点收入,闻一多曾到一所中学兼课,后来却被当局勒令终止,罪名是“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他也曾写文章、作报告,以换取一点可怜的报酬,但根本不足以解决全家的开销。那时,也曾有人许以优厚的稿酬,让他写违背自己意志的文章,生性耿直且一直有着严肃的人生追求的他断然回绝。美国一所大学邀他前去讲学,并承诺可以携带家眷,但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受侵略者铁蹄蹂躏之际,他舍不得离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学生。这时,为了生存,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经商,有的办厂,可闻一多不谙此道,只能干着急。朋友们见闻一多家的生活如此艰难,都十分同情,条件好的,就借给他一点钱;条件差的,就帮他想一些办法。但是,这些帮助仅是临时性的、救急性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有些特别熟悉他的老朋友想起他当年曾搞过篆刻,就向他建议:何不根据自己的特长,挂牌治印?

闻一多治印 给华罗庚的印章(见图)

原来,闻一多早年赴美学习的就是艺术,回国后虽转向学术研究,但仍未放弃绘画,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也非常精深,在绘画、诗歌、篆刻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到昆明后,他曾为一些单位和个人刻过印章,并得到过大家的交口称赞。对此,闻一多也是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姬人——篆刻是也。”昆明靠近东南亚的象牙产区,当时那里欣赏、收藏牙章之风颇为盛行。闻一多认真考虑了朋友们的建议,认为可行:操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以业余从事,且不用多大投入,何乐而不为呢。决定下来之后,他很快购置了刻刀和一些印材,吴晗帮他借了张桌子,他便在街头摆起摊点,挂起了为人治印的牌子。可是,不到一天,一些同事就把他给劝了回来——他们认为闻一多到街上摆摊有失学校的体面和教授的尊严。然而,不摆摊,一家人的日子又怎么过呢?经过一番商量,大家决定由校长梅贻琦牵头,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熊庆来、沈从文等11位知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了一则《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声称:“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辩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润例刊出后,闻一多由到街上摆摊改为在家里收件,几家笔店和一些学生自办的文学社也为他代理刻印事宜,倒是体面了许多。 

闻一多除了有坚实的篆刻基础,还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情趣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他精深的学术水平、严谨的治学态度、“义所当为,毅然为之”的做人品格更是人人知晓、有口皆碑,所以润例一刊出就在昆明城产生了轰动,一时求者如云。不过,在刻第一枚牙章的时候,他刻得并不是那么顺手。他过去从未接触过象牙这种印材,没想到其硬度如此之大,花了一整天工夫,手指都磨破了,还是没有刻好。不过,灰心、失望之余,他到底还是坚持刻了下去。多次失败后,他终于渐渐掌握了要领。由于他出手便“迥然不同于俗笔”,找他治印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些驻扎在昆明的美军也来订件。白天,闻一多拎着一个旧书袋,步行几十里到学校,忙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他就在昏暗的灯下治印,眼花得难受,手指疼得难忍,但想到每刻出一枚印章就可以解决全家一天的生活,他就把一切都忘却了。此时的闻一多,心情是很矛盾的:订件多了,他会着急,因为治印会占去他大量的时间,耽误学术研究;订件少了,他也着急,因为全家人就会因此而挨饿。为此,他常常自我解嘲说:“我是教书匠兼手工业者。”当时还有人专门为此作打油诗一首刊登在报纸上:“教授生涯真可怜,木章石印博粥 。请君勿作工拙计,如此时局如此天。”

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解生活之困,并不是只单纯为了挣钱。

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印作看作商品,而是作为一件艺术品严肃对待。他刻出的每一枚印章都经过精心设计、反复琢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而且,只要是自己不想刻的,不管是富商大贾出巨款,还是达官显贵借权势,他都不为所动。有位国民党高官派人送来一块象牙,还带来了丰厚的酬金,但因此人镇压过学生运动,闻一多对他极为反感,当即就将东西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他治印,虽然润例明码标出,但对联大的师生和朋友,总是分文不取。有同情他的人在取件时故意多付酬金,他一概退回。有时,他甚至主动为好友刻印相送。在给华罗庚的印章(见图)上,他还刻下了这样的边款:“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治印的收入帮闻一多度过了经济上最困难的阶段。抗战胜利后,他仍操刀不辍。直到为特务杀害前数小时,他还在设计一枚印章的布白。几年时间,闻一多治印两千余方,积下了厚厚的五大册印谱,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