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幸睹吴昌硕先生所作“伯衡”朱文巨印。此印面4.3厘米见方,高11.5厘米。2007年浙江西泠春拍曾拍卖此印,当时因其边款“丁巳元宵大聋时年七十有四”未提及明确上款人而被定为吴昌硕刻给民国金石碑版考据专家、鉴藏家陈伯衡(1880-1961)的。但笔者在浙江省博物馆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历代玺印艺术”一书第155页看到一枚吴昌硕刻“莫永贞印”四字白文巨印,印面4.3厘米见方,高11.5厘米,与“伯衡”二字朱文印同为清坑寿山连江黄山水薄意纹巨印。无论从印材质地纹理,薄意山水雕刻,包浆,印面大小,高度二印都几乎完全一致,应是当年缶翁为莫永贞刻的一对姓名章。
任伯年墨竹王震补像
莫永贞(1877-1928),字伯衡,书斋名爱余画室,浙江安吉人。清光绪二十九年举人。1911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授法科进士,亦喜考辩金石,赋诗作画。他是吴昌硕的表侄,也是同乡,是吴亲族中从政地位最高之人。缶翁当年与莫关系甚好,多有诗文书画相和。如今艺术拍卖市场也屡有莫永贞上款的吴昌硕书画作品出现。北京嘉德四季2013年9月第35期拍卖中就有一副莫永贞1928年所作的“松雪真率斋铭”草书横幅,在其左下角的落款处盖有此对印“莫永贞印”和“伯衡”,可为佐证。两印在莫去世后因故失散,一枚现藏于浙博(浙博藏品号21049),一枚流藏于民间,就如同名画“富春山居图”分藏海峡两岸一样,令人唏嘘其身世的曲折离奇。
篆刻界有传闻说吴昌硕晚年声誉日隆,索石者众而目力不及,篆刻作品多有弟子代刀之说,甚至说70岁以后的作品全为代刀之作。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缶翁晚年作品中还是有不少为亲自篆刻。其中自用印,给近亲好友及重要人物刻印,尺寸巨大的印材多为亲自操刀,一般的应酬之作则确实有代刀之嫌(不过在其弟子代刻问题上,在吴氏自己看来,一律都认为是他的亲刻是最妙不过的。钱君匋语)。而“伯衡”巨印篆法为缶翁擅长的仿古封泥风格,同时融入石鼓文婉转的意趣。此作虽两字,但章法虚实变化,整体延袭缶派一贯向上的布局,动静结合,以右下侧的厚实粗框与左上侧破碎的细框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在篆法上“伯”字斜撇的灵动和“衡”字沉稳中大部两峰陡然下探形成了对比和呼应。缶翁的刀法早年以浙派切刀为主,因刀切入印石时,用刀之轻重疾徐使其线条具有不同程度粗细波折之形;中年以来从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处又借鉴来冲刀入石;至晚年冲刀切刀相结合,融冲刀的猛利挺劲与切刀的含蓄深扑自成一派,可谓“书生舞大刀是也”。此作的刀法以冲为主,长冲短切,披中带削,同时对边框进行磨敲作破,以达到浑朴高古,苍茫斑驳的艺术效果,堪称其晚年朱文印精品。作为吴刻给亲族中从政地位最高又是金石书画同好的莫永贞的巨印对章,从情从理应是缶老本人亲自操刀的。此作无论从印石的材质大小,篆刻家及篆刻水准,印面主人,以及作品背后和浙博,西泠印社有关的曲折离奇的轶事而言都是具有极大审美收藏价值的近现代名家篆刻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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