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馆丨高山仰止守正创新 孙其峰花鸟画

孙其峰(1920—2023),原名奇峰,曾用名琪峰,别署双槐楼主、求异存同斋主、孤山翁,斋名求是楼、属远山楼,山东招远人,当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美术教育家。孙其峰的绘画以花鸟、山水著称,擅长金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诸体及篆刻,精研理法、长于著述,在教学方面亦有相当大成就。

1952年至1980年任河北师范学院、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天津五七艺校,天津艺术学院教师、系主任、系党支部书记;1980年至1983年任天津美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他不仅是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重要奠基人,为京津地区中国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更是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传薪者,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和弘扬者,是中国艺术界、美术教育界的一座高峰。[1]根据孙其峰回顾自身的治艺之路,笔者将其艺术求学大致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传统东方”和“改良西方”。看似背道而驰的两种选择,并未使其成为“四不像”,反而为孙其峰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全面爆发后,孙其峰孤身一人到北京投奔舅舅王友石,为生计所迫在绸缎庄做店员,辛苦工作之余观摩舅舅作画,把握各种机会看画学画,闲暇还常去画店、画展、装裱店,并抓紧一切时间自学练习。

孙其峰 白鹰 127cm×66cm 1983 中国美术馆藏

1944年秋,孙其峰进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于1947年毕业。其间,他接触到校内外各派艺术家的艺术思想和艺术风格,先后师从吴镜汀、溥松窗、汪慎生、秦仲文、金禹民、李智超、黄宾虹、李苦禅、寿石工等学习山水画、花鸟画、金石篆刻、画史画论等[2],此为“传统东方”部分。与此同时,徐悲鸿等当时的艺术新锐教师,开阔了孙其峰的艺术视野,为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如其所言“使我从临古、崇古的思想和实践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从一味地师古人转变到兼师造化,走向了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艺术道路”[2],此为“改良西方”部分。但他并非全盘接受西方的范式和理念,而是学习和接纳后将其转化为自身的艺术营养。

孙其峰 湖边小景 66cm×45cm 1981 中国美术馆藏

剧烈的社会政治变革风起云涌、变化莫测,给孙其峰的求艺道路平添了重重障碍。毕业之后直到解放战争胜利这一段时间,被孙其峰视为最困难的时期,仅仅能维持“捡漏”作画。直到1955年在天津师范学院设立花鸟山水画专业课,他才有机会进行中国画创作。然而从1958年到1978年,其创作历程则十分艰难,其戏称因“积习难改”偷偷钻研。直到改革开放后,孙其峰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开画花鸟画。[2]此中艰辛非亲历者可明,却使其有机会思考沉淀,探索破局之法。

孙其峰 回眸图 135cm×67cm 1984 中国美术馆藏

1981年,“藻鉴堂花鸟画创作座谈会”举行,从其会议日记所记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孙其峰对高等艺术院校的教学情况进行了客观阐述,尤其对花鸟画的发展状况和文艺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梳理了传统花鸟画的产生和发展脉络以及其他材质品类绘画的繁荣历史,认为花鸟画满足了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的需求,换言之,是以此为花鸟画正名—这是一种可以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题材。

孙其峰  好鸟鸣春 135cm×68cm 1986 中国美术馆藏

而正因为如此,花鸟画不仅能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更能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传达人民对艺术的审美愿望和欣赏要求。并且,他还从艺术家的个体经验出发,对花鸟画创作的创新与发展问题展开探索,对当时面临的理论问题提出思考,旨在引发学界进一步讨论。如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要注重形式美,尤其要强调笔墨;在具体教学实践中要讲究教学方法与体系等。

孙其峰 暮雪寒鸦 95.5cm×90cm 1987 中国美术馆藏

同时,他还提出,要考虑花鸟画与人物画的关系,还要拓展大写意及创作方法的“写意”范畴,向“画外求画”。如从书法点画中发掘抽象性元素,如结合素描思考花鸟画与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等,并以长安画派石鲁为例,讲解了如何通过了解人物画的发展,尤其是体悟与山水画、花鸟画接近的笔法,感受其中的微妙关联并诉诸创作实践。[3]笔者认为,孙其峰提出的艺术观点与其作品中体现的艺术内涵高度契合—优秀传统中写意精神的传承及融合时代需求的新理念。而我馆所收藏的作品能够串联起符合其艺术创作及教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孙其峰的花鸟画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不求形似,不离形似,貌离神合,似非而是”的审美追求[4],其笔墨中的意蕴十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