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中的篆书和印章中的篆字有联系,又有区别。篆书要取之入印,都必须经过一番适合印章样式的变化。这个过程,谓之“印化”。李刚田先生说:“篆书不经印化而用之于印,则乏金石意;纯用古摹印篆,则又觉刻板少生气。兼而用之、合而化之,可兼得厚重与灵动之美。然欲浑然天成,则大难矣。”可见,印人对印文篆书的“印化”处理是关系到印章成败的关键。

有情人不在魏都  石开

当印章发展进入以文字为主、以方形外观为主的形式之后,文字形式如何适应印章形式的问题,便随之或隐或显地展现开来。从古玺印文字结构发展轨迹来看,前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法是使文字结构秩序化,故在秦代晚期的诸多印作中,文字的横竖笔画越来越多,整饬端庄的风格已初露端倪。这种不断使文字结构形式适应于方形印式的进程,可以用“印化”二字来概括。最终,秦“摹印篆”的出现,宣告了文字形式与方形印式的和谐生成。

待到汉初以后,随着文字形式的完全“印化”及界格形式的逐步舍弃,印章文字形式与方形印式的有机结合遂告完成。

万如  王镛

 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缪篆,所以摹印也。”缪,即绸缪;缪篆,即笔画屈曲缠绵、转折委婉的篆书。缪篆适合汉印形式,是“印化”了的篆书。“印化”过程包括将篆书在结构和形式上做适合方形印面的“或颇省改”、屈曲变化、变圆为方、变连为断、变斜为正、体势隶化。清段玉裁在论汉印文字时也说:“篆圆而印方,故稍变小篆之形体,使之平整方直,近隶之结体,而不用隶之挑磔。”可见,汉印每个字的结构是方形的,而每个字的笔画有方有圆;有隶意,而没有隶书的“燕尾”。

虎年  李刚田

汉印是中国篆刻艺术的典型范式。它的艺术形式及文化精神为后世的文人篆刻艺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篆刻最基本的形式。因此,掌握了汉印的一般规律,也就为其他印式的学习、创作奠定了基础。与之相似,在先秦古玺印中,也是把当时的大篆进行了“印化”处理。即对笔画和结构都做相应的变化。正方形印如此,其他如圆形、三角形、长条形、心形等杂形印面更是如此。

千秋万岁  魏杰

唐宋时期的“九叠篆”是极具装饰性的入印篆字,可惜过于做作,字形刻板,格调不高,因而后世印家鲜有师法者。可见,篆字“印化”要适度,太过则有损其艺术性。

克己 韩天衡作

明清以降,印家以书入印、印从书出,以赵之谦、黄牧甫最为杰出。不论朱文印还是白文印,他们的篆法均能适应印面形式,而且能印外求印,融合诏版、瓦当等文字。

在当代,艺术风格独特的印人,除章法、刀法之外,往往在篆法上有自己的特色。石开曾言:“篆刻艺术的最高审美价值要求篆刻家必须以各自独特的篆文结构与线条的造型来展示。”“印化”有一个基本的底线:一方面不违背古汉字构成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要有传统的书法之美。这种变化、整合,是在艺术思想和传统功力的“较劲”下找到诸体间的契合点与生发点,其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当代成功的篆刻家,必是“印化”的成功者:韩天衡以草篆入印;王镛借鉴砖文;李刚田或拟汉泉范金文,或取战国楚简篆法;石开早期取意秦权诏版及秦汉急就章,近年又参合武威手书残纸意趣;魏杰在取法周秦玺印的基础上,参以瓦书、匋文、砖文……目前,在全国篆刻展中,字法出于钟鼎、钱币、诏铭、汉碑额、陶文、砖文、帛书、简牍者,都有不同数量的反映,说明不同字体只要合理“印化”,都是可以入印的。

近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高度发展,可资借鉴的“新”古文字越来越多。同时,各种文字体系也在逐步完备。以各类古文字来拓展篆法,是当代篆刻创新的一条主要途径。其中,楚系文字数量最为丰富,其文字结构特征也最为明显。在当代篆刻领域,参照借鉴古玺印形式、融会楚文字的印章创作几成风气,使印坛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文右附图为韩天衡等人的篆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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