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王岳川的“文化书法”

六年前,王岳川教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并担任该所负责人。他重申“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精神,提出了“文化书法”的核心理念,“意在突显中国书法的文化根基和内涵,强调文化是书法的本体依据,使书法成为文化的审美呈现”。这些年来,王岳川执著地实践“文化书法”的理念,并在国内书法界和国际书法文化领域寻求前沿对话,努力使书法文化在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前景中,担当起“发现东方”的文化价值重建的重任。

 一、根植于传统之中的精神追求

 王岳川的书法艺术不仅有着独特的审美追求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同他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和他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王岳川的“文化书法”

 在王岳川四五岁的时候,家学深厚的外公就教他写字“描红”,教他“身正则笔正”的道理。王岳川最开始练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后来上中学、读大学时又临习“二王”、怀素、王铎的书法和《灵飞经》等。在随后的学术生涯

生涯中,王岳川广泛涉猎中西哲学、美学、文艺学。虽然工作繁忙,但他仍然坚持临池不辍。

 地域文化环境对王岳川书法创作的潜移默化也是不可估量的。王岳川的祖籍四川安岳县是有名的石刻艺术之乡。安岳石刻具有“古”、“多”、“精”、“美”的特点,既有秀骨清相、婉雅俊逸的魏晋遗风,又有体态健美、面颐丰满的唐代风韵,还有雕工精细、璎珞满身、装饰华丽的宋代特征,在中国石刻艺术史上具有上承云岗、龙门,下启大足石刻的特殊地位。古老的石刻艺术让王岳川从小便滋生了对中国艺术文明的憧憬和神往。在读初中和高中时,为了观摩石刻,他每天很早就起来,坚持从家里到圆觉洞或者千佛寺往返长跑8公里。他的艺术感觉和审美悟性在流连瑰奇大气和千姿百态的摩崖造像中得到了陶冶和升华。

 二、守正创新的笔墨意象

 面对中西文化互相交汇、互相碰撞的新形势,王岳川在探寻国际审美共识的同时,强调中国书法的转型不是抛弃和重设,而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书法的基点上扬弃和再生,并提出了“守正创新”的发展理念。所谓“守正”,就是要传承本土文化经典中的正气、正道;所谓“创新”,即吸收西方文化中优秀成分化为自我精神新元素。二者缺一不可。

王岳川的“文化书法”

 书法横幅《观鱼》(见附图右者)便是他“守正创新”的典范之作。《观鱼》的创作灵感出自《庄子·秋水》。王岳川借用“庄周观鱼之乐”的典故来书写“观鱼”二字,将两千多年前庄周与惠施的充满辩证法的哲学论战形象地表达出来。在这幅作品里,王岳川发挥中国墨彩的妙处,将西方抽象画的艺术手法融入书法创作中,笔酣墨饱处以飞白来点染,浓情淡意,枯姿湿态,表现出复杂的质感,使《观鱼》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观”字灵动、飘逸,字中有画,像两位裙裾飞扬、长袖善舞的少女;“鱼”字厚重、朴拙,妙在笔酣墨浓之外的意趣和韵致。从《观鱼》这件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感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善意提醒。可以说,王岳川通过书写《观鱼》,在黑白相生、虚实掩映之中表达出多重哲思意义和审美形态,直观地指示并启发观赏者的智性和联想。

 《观鱼》在形式上借鉴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体现了一种“尚趣”的书风;而其实质却浸淫于东方艺术的混沌精神,融入了书写者的精神寄托和对生命意义的启悟。《观鱼》具有“万取一收”的思想容量。观赏者在欣赏过程中能由其有限的感性层次生发出无限丰富的心理生成物,使《观鱼》不断地重新规定自身,获得以有限表现无限的生命张力和审美潜能。

王岳川的“文化书法”

 王岳川教授的这些书法作品具有鲜明的文化视角和寻根意识。他在历史的参照下理解现实和未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民族精神的立足点,给浮躁、彷徨、失落的中国人以“根”的感觉和一种精神信仰的指引,满足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精神寻根的审美期待。

 三、坚持“文化书法”并走近经典

 王岳川教授在新世纪打出“文化书法”的旗帜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现实文化背景。古往今来,凡是在书法艺术上取得突出成就者,莫不是大学问家、大文豪或文化大师,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反映着书法家深厚的品格修养和文化积淀。王岳川提出的“文化书法”与历史经验一脉相承,其实质都是注重功夫在书外,强调只有在传统文化积淀中藻雪精神,才能书写超越技法的“道”;只有具备了深厚、广博的文化根基并走近经典走进魏晋,才能使得自己的创作守正创新,达到书艺的高妙境界。他早年临摹的王羲之《兰亭序》,颇得《兰亭》神韵。近年来,王岳川酷爱王铎和孙过庭,临王铎狂草(见附图左者)显示了他坚实的传统功夫和走近经典所达到的高度。

 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发展以及国际书法大潮的兴起,书法更需要深厚的文化精神。王岳川在当代中国树起“文化书法”的旗帜,具有鲜明的东方价值立场。如今,他的书法实践和文化思想已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