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的中国美术创作,成就是主要的,但走过的弯路和面对的问题也不少。处于当世,虽身在此山,但努力对当近加以审视并做出梳理,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符合近来文化界所热衷的反思行动的一般要求。诸多方面,择一二略说。

 中国画的新面貌及“黄衫子,蓝裤子”就中国画而言,反思60年的创作,缘于60年前是中国社会新变革的起点。新中国的建立,使旧制度为新制度所代替。

“三座大山”被推翻,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根据中国历史讲述,新中国的建立所标志的社会制度的变化,本质上不同于数千年间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也不同于具有不彻底性的辛亥革命,而是社会制度本质结构在深层次上的翻天覆地大变革。形势轰轰烈烈地展开,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激昂的,也都是严肃的。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醒,但还没有真正找到出路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又要肩负起崭新时代的文化责任。而中国画家也在这种形势下加入到了表现新中中国、新山河、新气象的队伍中。

 从上世纪50年代的头几年开始,从旧社会里走过来的很多画家逐渐安定下来,在新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逐步适应了新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他们拿起自己的画笔,以全新的思路和经过扎实训练的绘画基本功投身到新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建设的表现中去。他们开始外出写生,不再把自己囿于封闭的画室里。

但这种写生不是简单的亲近自然,而大都是带着已经预制好的思想蓝图去的。他们怀揣着热情,头脑里装着新武装起来的艺术创作理论和观念,不辞辛苦,获得了颇丰的创作成果。中国画的创作以新的面貌逐步展开。与此前画家们的创作比起来,这些成果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性。山水画多气象壮阔,林木葱郁,为祖国大好山河的写照。

人物画中的人物多精神饱满,身体健康,为社会主义新人新气象的展示。山水画加人物画,则多表现生产劳动场面,不少都是兴修水利等大型劳动建设场景。也有表现新型社会的建设成果,如火车穿隧道、跨桥梁,高压线路翻山越岭等。花鸟画比较受冷落,但盛行描绘红梅绽放、雄鸡高唱,还有如齐白石作于1955年以喻“祖国万岁”的四季青等。

 在艺术作品中体现出的这种鲜明的政治思想性,作为艺术创作的新的共性,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画具有突变性的时代特征。可以说,这是中国画发展史上焕发生机的时代。一方面,它所体现的突出的政治思想性,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中国画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可是,历史上以承载民族文化、怡情悦性为主要功能的中国画,一旦与政治思想发生如此的水乳之交,就很容易使绘画原本的功能遭受挤压。

所以,客观上,在富有生机的中国画新形势中,格调单一、趣味贫乏越来越成为这一时期与创作共生的疾患而蔓延,进而开始损伤人们的艺术鉴赏力,最终埋下使文化遭受暴行的种子。另一方面,中国画创作的新气象所体现的不仅是绘画思想的转变,还有题材与笔墨技法的变化。前述中国画创作的新题材凸显其新,即新气象、新生活;而笔墨技法也因其思想和题材之新而逐步僭越传统常轨,出现了诸多从生活或别处而来的新样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新时代的中国画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此后,随着政治运动的推进,由文化人而及文化,很快都成了革命的对象。艺术朝政治方向的极左发展,开始由面貌之变而近于质变,其畸形风格已被学术界概括为“红”、“光”、“亮”。山水画、花鸟画已经不合时宜,而人物描绘则占尽风光。“样板戏”所提倡的艺术主张,在那个时期几乎约束和决定了所有艺术门类的面貌。

如果将当时的主流绘画称为“样板画”,就其意义也不失准确。记得“黄衫子,蓝裤子”是那个时代具有象征性的着装标准(黄色实际上是军绿色的俗称)。那个年代,无论城乡,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包括以他们为表现对象的人物绘画,无不以此为上。这种和当时中国空军军服酷似的装束,几乎成了中国艺术,乃至整个中国人民的形象符号。中国画到此境地,差不多与中国人的智慧创造,与已成为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绘画理念和画法无甚关涉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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