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岭之南的广东,有着五色焕丽的历史文化华章。远的不说,近些年,有学者重新省察晚清阮元、张之洞督粤导致的两次文化突进。1924年,阮元在广州越秀山创建学海堂,成为中国最早实行导师制的学府,培养了文廷式、梁启超、胡汉民等大量人才。阮元引朴学入粤,提倡“崇尚汉学,实事求是”,扭转了空谈心性的风气,对近代广东文化的发展影响至钜。倘没有这样前提,不可想像岭南能接连推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恒等一大批文化人。1920至1930年代,聚集京师的广东学人不乏名家。新学梁启超,史学陈垣、张荫麟、陈受颐,诗学黄节,古文字学容庚、商承祚,版本目录学伦明,思想史容肇祖等,皆足领袖群伦。无怪乎,上世纪30年代会有学界大家陈寅恪、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等人种种推崇粤学的议论。

古元 人桥 版画 1948年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经了一连串激烈的动荡与变化。近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由涅槃转往新生的蜕变。这一进程,是沉重、痛苦和十分艰难的。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不仅是中国美术的特定语境,也是它依托的平台和嬗变的动因。

 美术得预时代风气之先,岭南艺坛百年来波谲云诡的发展轨迹,内在逻辑与大转型的时代是一致的。

 康有为首开变革之路

 要谈百年来的中国美术思潮,无论从哪一种角度说,第一个要提到的都是康有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立万木草堂时,34岁。7年后,他发动了著名的“百日维新”。其实,变法维新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文化运动。且不说改良派的康、梁,谭嗣同、严复等人数年来在各地组织学会,设报馆和学堂的种种努力。“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所下的数十道诏命,便有废八股、设学堂、编译书籍等一系列除旧布新的举措。诚然,这些措施随着慈禧政变得手全变了废纸,但维新派改造文化的苦心殷殷可鉴。

 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1904年,在参观了欧洲一些著名博物馆的藏品后,他对中国绘画发表了言辞激烈的看法——“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1917年,康氏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中更哀叹,“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接着,他进一步慷慨陈词阐述遍历“百国”之画所得的结论。他认为,中国宋代以前的绘画“未尝不极尚逼真”,这种画法“今欧人尤尚之”(《万木草堂藏画目序》)。总体而言,他虽尖锐批评了几百年来的文人写意画风,但仍然是主张中西结合的。只不过,他开出救治几百年沉疴的偏方是以15世纪以前的院体画为“正法”,“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在今日看来,康有为的看法不无偏激。但在清末民初沉闷已久的中国画坛上,这变革呐喊是一块掷入死水的石头。

 鲁迅、蔡元培、陈师曾、徐悲鸿刘海粟、乌始光、陈之佛等都是其时人所熟知的弄潮者。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主张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力倡新艺术,主张兼容并包,还有任用陈师曾、林风眠、林文铮,支持徐悲鸿、刘海粟等举措,对中国现代艺术及艺术教育之发展都起了不可估量作用。

1917年,教育部拟建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34岁的中山人郑锦受命筹措,他赴日本“取经”,搜寻资料,设计课程,筹备师资和招生。“北平美术学校”1918年4月15日成立,郑锦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这所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前身。

 出自广东梅县的林风眠留法勤工俭学,1925年回国,25岁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1928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筹办国立艺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并任院长。林风眠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提出“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等口号。他锐意革新艺术教育,广纳人才,聘请法国教授克罗多讲授西画。林风眠是“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导者和代表人,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筚路蓝缕的可敬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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