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系玺印对当代篆刻创作的启示

李国良 1979年生于保定,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硕士。现为中国书协会员,河北省政府参事室画院研究员,河北省首批“燕赵秀林”文艺人才,河北省中山书画院副院长,河北省青年美协副主席,石家庄市书协篆刻委员会主任等。现就职于河北省文旅研究院,书法美术研究室主任。作品曾入选全国第七届兰亭奖、国家艺术基金、中国艺术节、全国十二、十三届书法篆刻展(进京)。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先后主持《雄安组印》《燕国玺印研究》《河北省近现代印人考》《河北省山水绘画史略》《河北金石遗存启示录》《河北省三区人才培养》等课题。

印学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赋予了国人以丰富的情感,印学所呈现的图义就是一部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篆刻的“金石之美”给予了观众感性的愉悦,视觉的美感。孔子提出“尽善尽美”,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荀子提出“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庄子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些对于当代的印学研究均起着指导作用。中华美学始终努力追求过程体验向心性修养境界的提升,用“印信文化”来关照社会人生的前途,将这些积极向上的信念延续。

当前的印学研究成绩斐然,其中既有前辈巨擘开山及精神的引领,又有中流砥柱的担当与眺望,他们在纵向的历史贯线与横向的空间定位中找到了坐标,为后学提供了一条前瞻性的借鉴之路。燕国玺印在印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燕下都的“日庚都萃车马”印为世界上最大的烙马印,已然发掘的众多玺印和新近出土的封泥、陶文共同构筑了燕系印章体系。燕赵大地的金石资源异彩纷呈、源远流长,域内战国时期丰富的金石资源,为印学的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示借鉴作用。

当代印学的前进之路就在于不停地将其他学科的优势资源与自身程式相融合,充分运用各种表现手法,甚至“跨界”来增强艺术的表现力、感染力,如此才能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

燕国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跻身于战国七雄的大国,“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燕国因其特定的历史环境,聚集了诸多不同的文化,主要由周文化、商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及北方其他民族文化因素组成。其间涌现出了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如燕昭王、乐毅、秦开、骑劫、栗腹、剧辛、将渠、蔡鸟、荆轲、秦舞阳、苏秦、田光、高渐离、子之等人。在燕国八百多年间的历史长河中,能工巧匠创作出了高古沉雄、精美绝伦的“燕系”玺印,它与“秦系”玺印的承前启后、“齐系”玺印的诙谐有趣、“楚系”玺印的奇诡浪漫、“晋系”玺印的巧思精工有着一定区别,“燕系”玺印所呈现的图义是一部诸文化因素的渗透酿成的燕文化思想史,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国古玺文字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了高潮时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期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战国文字中多有小篆雏形,如秦系已接近小篆,章法参差自然,部分文字结构因地域而有差异,楚字最难以识别;晋系、楚系工艺讲究,小印精良;其中燕国古玺独具一格,其印文朴拙大气、绚丽多姿,在实用基础之上还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燕国古玺印风的巨大可塑性被印人群体所激赏与借鉴。

1929年,西泠印社社长马衡、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发掘燕下都遗址,“燕玺”作为玺印的重要分支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随着燕玺、印陶等实物在河北出土的增多,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燕国印章的重新认识。燕国玺印文字与铜器铭文、兵器铭文、货币、陶文等同出一脉。燕国出土的印章,内容非常丰富,反映了官制、地理、军事制度等方面的情况,燕国的大国气象与人文信息浓缩于玺印中。燕国玺印表现为线条均匀,结构规范,形制也比较统一。它们的形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正方形,印面的边长为2.5厘米左右,印纽和 印台之间有着明显的阶梯,大多为白文,白文古玺多在 四周加以边栏,制造工艺有铸造,也有凿刻。还有少部 分朱文古玺出现,朱文尺寸大小不一,小的边长约为1.5 厘米,大者印面超过了5厘米。第二种形制为长条形, 铸造的印纽多为柱形,朱文印居多,印文笔画粗细适 中,制造工艺多为铸造。由于燕国文字体系年代久远, 致使目前有些出土的文字,我们还不能破译和识读,通 过对印文的考证,后人知道了燕国军事、官制、社会等 方面的多种信息。 燕国玺印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表现手法丰富多 彩,章法上多参差错落,印文排列生动自然,大开大合, 方圆有致。篆法结体上旁逸斜出,避让增损,变化多端。 朱白线条呈现出浑朴粗犷的气息,深邃的远古气息跃然印 面之上,处处表现出雄浑质朴的美感。

其和同时代其他诸 侯国的印章风格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 特征。尤其烙马印巨型印章“日庚都萃车马”印在章法上 呈现出密不透风、疏可跑马的大胆设计,为无数篆刻家所 激赏和借鉴,这种强烈的视觉震撼和排布方法亘古未有, 后人多有取法,但都没有原作一任天然的气息,其艺术造 诣后人很难超越,故被尊为经典。 河北燕下都地区出土的铃有印章的陶器、封泥数 量庞大,内容丰富。早在元代,曾任河南、江北等处平 章政事的何玮就曾收藏过燕下都出土的百余枚燕国古玺 印,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燕下都所出古物收藏记录。近 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又陆续出土了多例燕国玺 印、印陶,这些对于我们研究燕玺有着重要意义。研究 燕玺可以运用以谢稚柳先生为代表的作品风格分析法, 对燕玺早、中、晚期作品的风格进行比较,对研究对象 进行准确定位和表述,并融心理学、艺术学和文化学于 一体,对其艺术风格的演变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也可 以运用以启功先生为代表的文史文献考证法,大量收集 和阅读国内外相关研究著述,借鉴已有的燕玺成果,将 其放于历史的坐标之上,解析燕玺艺术发展主要特征及 与时代文化背景之间的关联。还可以运用以傅嘉年先生 为代表的器物图像考证法,实地调查,收集与本课题相 关的实物资料,走访各大博物馆并广泛联系民间藏家, 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器物图像的考证研究。 

“印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它也是中华民族最具感召力、凝聚力的精神文化标识之 一。各国玺印反映了神州大地一代又一代的大国工匠求 艺问道、艰苦探索的精神,体现了中华儿女胆敢独造的 创新精神,这些印迹忠实记录、深刻反映着时代的变迁 与进步,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其对于丰富 中华文明美学体系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