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写经与房山石经看“抄经体”书法的发展

20 世纪初叶,在中国西北边陲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地区发现了举世瞩目的敦煌藏经洞。藏经洞 发现的敦煌古代遗书总数超过 4 万件,从西晋《大般涅槃经》(305)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 最晚的一个写卷,其时间跨度为 7 个世纪。写经是敦煌遗书中占比最大的写卷,粗略估计有 32000 多卷。

无疑,敦煌写经在敦煌书法艺术价值中占有重要地位。要研究敦煌书法艺术,必须对敦煌 写经书法的发展与演变具有深刻的认识。抄写佛经是一种功德,抄经者为祈福禳灾,在抄写经书 过程中均怀恭敬之心,字迹自然多以清晰整洁、美观大方为美。敦煌写经在时间上由西晋至北宋 前后经历 700 年,同时也经历了字体由隶到楷的过渡与成熟的演变。

图1 敦煌写经《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局部)

崇尚规矩规范的抄经体与其 在各个时代的其他形式的书法艺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抄经书法随着时代的演变有没有形成 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在敦煌写经书法中,我们是否能从其风格演变寻觅到一些艺术发展的规 律?敦煌写经与房山石经之间在某个历史时期经文书体的抄写与刻写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带着 诸多问题,本文先从敦煌写经书法风格进行梳理,来探析抄经体的发展规律。 

 一、敦煌写经书法风格概述及发展规律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西域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纽带。敦煌地接西域,是我国最早接触佛 教的地区之一,裴矩《西域图记序》载“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在魏晋时期,敦煌发展为 佛教文化传播的道场,寺院广建、高僧聚集。佛教典籍被翻译成汉文,从口述到笔录,经过长时 间的发展,典籍经书抄写活动蔚为大观。

图2 房山石经残石拓片

写经抄经日益成为一种职业,之后的写经生往往以前辈 的抄经为样本进行誊抄,抄写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这种“写经体”,使得这种书体在后世 一直得以延续。 关于敦煌写经书法风格的归类与划分,国内外学者已有众多相关分期研究。郑汝中先生在《敦 煌书法管窥》一文中对敦煌写卷的书体进行分期:魏晋南北朝时期(305—580)、隋唐时期(581 —780)、吐蕃至宋时期(781—1006)。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从隶书过渡到楷书的萌发转化阶段,即隶楷型、魏楷型。隶楷型的代表作 品有:晋《三国志·步骘传》(敦研 287),建初元年(405)《十诵比丘戒本》(S.797),皇兴二年 (468)《康那造幡发愿文》(敦研 343),北魏《大般涅槃经》(敦研 19),兴安三年(454)《大慈 如来告疏》(敦研 007)。魏楷型的代表作品为:正光二年(521)《大方等陀罗尼经》(S.1524), 天监五年(506)《大般涅槃经》(S.81),《北朝写本佛经》(P.4527)。 隋唐时期为楷书的定型期,即正楷确立,隶、魏之余绪逐渐消失。代表作品为:隋大业四年 (608)《大般涅槃经》(P.2117),唐开元廿三年(735)《阅紫录仪》(P.2457),《太玄真一本际经》 (P.2170),唐《高适诗选》(P.3862),唐《众经别录》(P.3848)。 

 吐蕃至宋时期先是吐蕃占领敦煌及张曹两氏归义军时期,经晚唐、五代,又延至西夏统治时 期,直至藏经洞封闭为止,时间跨越两百多年。这一时期,写卷在书体上出现楷、行、草的多样 化,且工整规范不如前两个时期。 写经生与僧人、士大夫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佛教书法中抄经写经书法的独 特风貌。

在特定历史时期,“写经体”与时代书风面貌存在着一定的距离。魏晋南北朝时期,楷 书已经形成,敦煌佛经写本及其他典籍抄本所体现的兼有隶楷的形态,即“写经体”具有的独特 面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写经在用笔、结体方面大多呈现出隶书与楷书兼有的特征,甚至一 些经卷写本具有鲜明特点:横画起笔处尖、收笔重,捺画收笔圆且重,富有“雁尾”余韵。然而,日常书写的书迹多以较为完备的楷书为主,但更多的是流美潇洒的二王书札体的行书。

这种“写 经体”在隋唐之前,滞后于日常所用书体。进入隋唐这种局面被打破,隋唐以来的敦煌抄经书体 已与日常主流书写相趋同。 

 二、隋唐以来抄经体趋同主流书风原因探析 

 马国俊先生在《重释:敦煌书法在书法创作中的现代意义》一文中谈道:“敦煌书法其中包 含着经典书法的发展脉络和民间书法的基本发生发展的过程和流向,真实地反映了主流书法的导 向性和民间书法的自然性书写之间互动交叉、循序演进的书写局面。”然而进入隋唐时期,敦煌 写经书法与社会主流书风审美更相契合。 

 隋朝统一南北,结束纷战局面。在书法艺术方面,南北方书风趋向融合,形成了严谨茂密、 典雅端庄的新格局。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创始并确立。特别是在唐代,科举制度为下层庶族甚至贫寒子弟提供了 进入上层社会的有利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它不仅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 性格与形象,还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风气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唐朝科举以“身、言、 书、判”为重要考核标准,《新唐书·选举志》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 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楷法遒美”是书写优劣的标准,所以 说,此时的士子不论是上层贵族子弟,还是下层寒门学子,都要对书法特别是楷书进行深入的学 习。

考试通过的士子因其才而担任其相应的职务,善书者多进入专门的书写机构。唐朝政府很重 视抄经,设有专门的抄经机构,其中“写麟台”即专门的抄书机构,门下省中也有专门的书法班 子,这些抄书人被称作“楷书”“群书手”“书手”等,“楷书令史”则是专门的官吏。 据沃兴华先生研究,敦煌卷子的书者可分四类:一为服务于政府机关的专职抄写员,二为僧 人,三是学士,四是经生或叫写生、书手。

以上四种身份可以概括为官方抄经和民间抄经两种类 型。前面我们谈到科举考试的士子以“楷法遒美”为学习书法的目标,这样就造就了一大批读书 人具备扎实的书写功底。有的士子因书法写得好得以进入政府专门的书写机构,即使有的士子落 第流入民间,因其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与书写能力,他们对下层书写活动的参与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敦煌写经书法的抄经群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士人”、书法家参与抄经活动以及落第文人以抄 经为业维持生计的案例。如秘书省楷书手孙玄奕写《妙法莲华经卷五》(S.1456),弘文馆楷书手 王智莞写《妙法莲华经卷五》(S.2596),然而政府专门书写机构抄书手大多受欧阳询、虞世南等 大书法家教示。不少书法家也亲自参与书写经卷,其中书写《金刚经》者就有王知敬、徐浩、柳 公权等,其中柳公权书《金刚经》最为著名。所以,宋朱长文在《墨池编》中一语道破“唐世…… 写经者亦多士人笔尔”。

有关在民间抄经方面,《唐会要》卷四十九《杂录》中记载,玄宗于开元 二年(714)下达不准“开铺写经,公然铸佛”的诏令,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相关信息:一是玄宗 时期佛法兴盛,二是民间已有私自铸佛与写经的买卖经营活动。这种“开铺写经”的经营活动是 由供养佛法的雇主需求与民间抄经手群体壮大共同产生的。抄经手群体来源多是落魄文人,他们 开铺经营以抄经为职业而维持生存。 虽然启功先生考证,唐《灵飞经》出自开元年间名不见经传的经生,非为锺绍京所书,但足 以证明唐代写经生受当时书法家书风影响之大,抄经手们的书写水平很高。

正如宋米芾在《海岳 名言》中所说:“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 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徐浩的宽博肥美书法审美为时代所推崇之时也影响了时代的写经书法的 审美。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学书》载有他对唐代写经书法的认识:“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 有近颜、徐者。”而这一切“亦时代使然耳”。 

 在唐代,写经书体不仅仅表现在楷书领域。草书极度兴盛也波及了敦煌写经,如草书经卷《因 明入正理论后疏》(图 1),草法圆熟,笔体厚重,与孙过庭《书谱》、贺知章《孝经》相辉映,可 窥得有唐一代章草之风貌。敦煌写经唐代草书卷本还有《妙法莲华经玄赞卷第六》(P.2176)、《净 名经关中疏卷上》(P.2222D)、《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并序》(P.2141)、《妙法莲华经明决要述卷第四》(P.2118)等均含浓厚的章草意蕴。 

 为何会出现草书风格的经卷呢?朱关田先生认为,唐时写经有顿、渐二式。渐式,即数日书 写,谓渐书,或称渐写;顿式,又名顿经,即一日书写,往往为追福而坐中疾书。所见草书经, 多出顿式。既然“顿悟”何必抄经?从以上数列草书经卷看多为律、论类别,因为抄写者在抄写 注疏、释论时以准确无误的前提下求快捷方便有效记录,所以他们选择章草书体而不是那种抄写 经文原典所用的正书书写。

那么,我们又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单单是章草,而不使用也具备 简便快捷功能的行书抄写呢?究其原因,章草是规范化了的草书,在其演变过程中,经受历史的 检验,并被人们接受。在隋朝,书僧智永曾写《真草千字文》八百卷分布于江南诸寺,作为经生 们的书写范本,可以说在佛教领域,书僧或经生具有章草书体学习的传统。

敦煌石室所出《智永 真草千字文》是最有力的佐证,此临作是敦煌卷子中临智永千文成功的作品,题记为“贞观十五 年(641)七月临出此本,蒋善进记”。草书用笔自如、圆劲流畅而又不失规范,楷书冲和俊秀, 深得智永三昧。此临作是唐经生练习抄写之日课,所以说,使用章草书体抄写律、论等注疏既符 合于方便快捷、准确无误的纪实功能,又契合于书法发展的时代脉搏。 

 唐朝楷书兴盛的同时草书书体也有极大的发展,唐人对草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造诣,而传 为怀素所书的草书《四十二章经》是书法艺术审美意义上的书写而已。有唐一代包容开放,各民 族、区域、国家之间交流频繁。西域与中原,在这一历史时期交流尤盛,商队、僧侣交通往来极 为便利。

加上,隋唐以来佛教兴盛,译经、抄经活动蔚然成风,西域高僧与中原僧侣交流的同时 抄经书写也相互影响。探究其源,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隋唐时期敦煌抄经书法与其时代的社会 书写之间互动交叉、循序渐进以及与时代主流书风的趋同性。 五代以后,雕版印刷的使用代替了大量的抄写工作,写经书法逐步走入了衰落,于是经卷的 木刻印刷本大量地出现了。

进入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使抄经的人数日减。雕 版印刷的出现虽然对宣佛提供了大量的经卷,但是那种具有书写个性和艺术气质的鲜明的“写经 体”却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此时,写卷在书体上楷、行、草多样化,在纸质、装潢、注释、校勘 等方面都不及前朝精整,多见潦草拙劣的写本。这与前朝“尚法”之后的“尚意”审美风尚以及 雕版印刷刻经对经卷写本的冲击有极大联系。 

 三、房山石经对敦煌写经与抄经书体发展规律的佐证 

 房山石经(图 2)位于北京市西南 75 公里房山区境内,刻经起源于隋代高僧静琬,他吸取了 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废佛灭法的惨痛教训,刻经于石秘藏洞穴,以祈佛法永传后世不灭。自隋 朝大业年间(605),静琬始刊刻石经至其唐贞观十三年(639)圆寂,期间从未中断过刻经。随 后,刻经事业由其弟子继承下来,历经辽、金、元、明,近一千年,镌刻佛经 15000 余块。 

 房山石经恰巧在隋唐时期开始镌刻,这为探讨隋唐以来抄经体趋同主流书风的现象具有较好 的佐证意义。下面看房山石经历经隋唐、辽金以及元明时期刻经书法与主流书法审美的关系。 从隋唐刻经中既能够看到由隋到唐代初期楷书规矩化与法度化的势态,还可以看到崇尚虞世 南、褚遂良楷书风格的刻经以及与同时代敦煌抄经书法风格相近的现象。

由于褚遂良的楷书在整 个唐代书法史上有“广大教化主”的地位,这不仅仅是说明“褚体”在唐代中后期的影响力的问 题,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褚遂良对隋代书法的继承问题。由隋入唐楷书的书写日趋法度化, 这当然与政治上的科举制度走向成熟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在书写取法、法度追求上有“楷法遒 美”的硬性标准;另一方面随着参加举子业的阶层人员数量的扩大,落第举子为了生活,一部分 人不得不从事官方雇佣或民间日常的文字抄写工作,成为“抄经”的从业者。房山石经中从隋到 唐代初期的刻经书法,存有虞、褚书风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 

 辽金时期房山石经镌刻达到高峰,辽金书法继承唐末五代风格以法度为尚,刻经书法风格欧 柳书风盛行,如《佛说八部佛名经》。金代的书法风格以苏、黄、米为主导,同时以唐楷为典范 的颜真卿书风,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辽代书经人的署名是辽代刻经的一大特 色。据徐自强先生统计,辽刻经题记中明确姓名的书经人有二十多个,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书经人中有进士身份者。

有功名的读书人或有身份的文士参与刻经活动的书丹,这就为主流书法审美与 佛教刻经活动之间产生了相互交融,从而推进“抄经体”书法的发展。进入元明时期,大规模刻 经活动停止,刻经书法整体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当然一些文人雅士、书画家也有不少直接或间接 地参与其中,如明代松江的董其昌曾题“宝藏”二字,现存于第六洞中,当然这很有可能是董氏 之后的刻工摹刻上石的行为,刻经作品摹刻书家名笔也能够反映“抄经体”在发展过程中有“趋 时贵书”的审美。 

 结 语 

 敦煌写经书法,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及吐蕃至宋 700 余年的演变,大体为我们勾勒出了写 经书法风格的发展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经体”在书写技法与风格审美上存在滞后性。“写经体”横画起笔处 尖、收笔重,富有“雁尾”余韵的鲜明特征,与日常书写所使用的较为完备的楷书以及流美潇洒 的“二王”书札体行书相异。

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抄经书法与士族日常书写的书法有着 不同的书法面目,前者以经文的整理与誊录为目的,要求具备一定的规范化识读功能,而后者以 魏晋玄谈为风尚,追求一定的情感审美的个性表达。 由隋唐进入宋代,“写经体”的发展与演变情况有所转变。由于科举考试以“楷法遒美”为 书写标准,不论对官方抄经还是民间抄经在楷法规范方面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代敦煌写卷中章 草风格的注疏、释论类写卷大量出现与其时代书法发展的脉搏是相契合的,与时代契合的情况在 房山石经的刻经中也能够得到佐证。房山石经历隋唐、辽金以及元明,其刻经作品与其相应时代 的日常主流书风审美趋同。从唐初欧虞书风到中晚期的颜柳书风的转变,在辽金时期又对“苏黄” 的崇尚,特别是明代董其昌的墨迹题刻于石经洞内,进一步有力地验证了这一时期“写经体”书 法走向“趋于时同”或“趋时贵书”的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