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中心丨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四山摩崖刻经

《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无疑是书法史中最知名的作品,它们之所以闻名遐 迩,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书写者的影响力巨大。与此不同的是,四山摩崖刻经的名声却和它们的 作者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四山摩崖刻经的名声纯粹是由其接受者建立起来的。四山摩崖刻经 刊刻之初,实际上在空间、知识和书法上都处于边缘的境况,但是后来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那 么,四山摩崖刻经如何被文化精英接受?接受者对四山摩崖刻经有什么反应?他们这种反应代表 了怎样的书法史变迁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一、四山摩崖刻经的三重边缘位置 

 四山摩崖刻经指的是山东省邹城市尖山、铁山、葛山、岗山四处一系列北齐、北周时期的摩 崖佛教刻经,时间跨度在 575 年到 580 年。四山摩崖刻经均铭刻了年款,其中尖山最早,年款为 “大齐武平六年(575)岁乙未六月”,其次是铁山,“皇周大象元年(579)八月十七日”,岗山 和葛山的年款均为“大象二年(580)”。从北齐、北周,一直到清代中期,四山摩崖刻经才被文 人学者“发现”,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在长达一千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四山摩崖刻经会长期 声名不显? 

 (一)空间边缘 

 闫庆楠《邹城四山摩崖刻经书法研究》指出“四山摩崖刻经之所以被人们忽视,是因为它们 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四山摩崖刻经在北齐、北周时期所处的位置是兖州,实际上兖州在当时 的政治版图中处于相对边远的地区。北周的首都是长安(今西安),长安是其政治文化中心,以 长安为中心的关陇地区是其核心区域。

北齐政权直接承袭东魏,政治文化中心是洛阳、晋阳(今 山西太原西南)和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附近)。因此,北齐和北周时期,长安、洛阳、 晋阳、邺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思想文化中心。无论是北齐还是北周,在地理位置上, 兖州长期处于边缘位置。 在北齐和北周鼎足而立之时,兖州是北齐的领土。

在建德六年(577),北周消灭北齐,原本 隶属于北齐的兖州被北周纳入政治版图之中,这种边缘位置并没有改变。四山摩崖刻经的纪年无 疑见证了这段历史,尖山刊刻于 575 年,用的是北齐的纪年,而铁山、葛山和岗山刊刻于 577 年 之后,就采用了北周的纪年。 

 (二)知识边缘 

 四山摩崖刻经主要是在北周控制兖州的时期刊刻的,因此,应该以北周为基础来探讨四山摩 崖刻经所代表的佛教知识在北周的知识秩序中的位置。这不得不追溯北周的“周”之国名的来源。 在北魏永熙三年(534),被高欢控制的孝武帝从国都洛阳出奔关中投靠宇文泰,高欢拥立清河王 的世子元善见即位,并迁都邺城,自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由宇文泰掌控朝政的西魏一直在与 由高欢把持朝政的东魏争夺承袭北魏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宇文泰的谋士苏绰模仿北魏孝文帝 在西魏推行以《周礼》为根据的周官制度,并制定六条诏书。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接受西魏恭帝 的禅让,建立新的政权,更是直接以“周”为国号,以周官制度为基本国策,把持北周朝政的宇 文护以“周公”自居。因此,西魏——北周的知识秩序中,儒家知识是核心知识,而佛道知识则 开始边缘化。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北周的第三个皇帝武帝宇文邕时期,发生了灭佛事件。北周建 德三年(574),周武帝下诏命令毁坏佛道二教的经典和塑像,责令僧道信众还俗,对于儒家礼典 没有记载的宗教仪式视为“淫祀”,均禁止,《周书》载:“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这一事件被后世纳入所谓“三 武一宗灭佛”的四次大规模灭佛行动之中。 

 无疑,四山摩崖刻经所代表的佛教知识在西魏——北周的思想文化格局中是被打压和排挤的 对象。这种被动的局面促逼僧侣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中心之外寻求佛教知识的安身之地。许 多学者提到,北周时期在长安和洛阳的僧人要么远遁南朝,要么隐遁山林,以四山摩崖刻经为根 据,兖州这种边远地区应该也是他们逃离政治迫害的目的地之一。

在边缘地区,僧侣们可以避开 肃杀的锋芒,采用非常规的传教方式——将佛经以擘窠大字刊刻在不可移动的、坚不可摧的花岗 岩石壁之上,保留信仰的火种,其中“铁山摩崖刻经”中就有言:“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 高山,永留不绝。”(图 1)

西魏、北周、隋、唐,政权上一脉相承,对于儒家思想文化的崇奉也一脉相承,并逐渐成为 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主线。四山摩崖刻经作为佛教的思想文化,自然被长期忽视。 

 (三)书法边缘 

 四山摩崖刻经的书写者,尖山和铁山都有署名“安道壹”。尖山署“大沙门僧安”“大都维那 大沙门僧安道壹”,铁山署“东岭僧安道壹署经”。安道壹,在高僧传中没有记载,其他文献中也 没有他的记录,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僧人。当时北朝最重要的书法家在长安、洛阳地区,无疑, 相对长安和洛阳的书法家而言,安道壹是一个边缘书法家。

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看,我认为他所 掌握的书法实际上是一种落后的书法,他所采用的书体是一种向楷书过渡的隶书。然而,在长安、 洛阳地区,早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实现了隶书向楷书的转变,从最知名的《龙门二十品》以及其他 北魏墓志碑刻就可以看出最成熟的魏碑楷书可以完全清除隶书的痕迹。 

 对比《元显儁墓志》(图 2)、尖山摩崖刻经(图 3),洛阳地区的《元显儁墓志》刻于北魏宣 武帝延昌二年(513),兖州邹县地区的尖山摩崖刻经刻于大齐武平六年(575)。《元显儁墓志》 从造型规律、结构特点、笔画风格均显示出楷书的样貌,已经看不出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的隶书痕迹,而后者虽然时间上更晚,但却更多地保留了隶书的遗迹。其后的书法发展史, 从北魏到西魏,再到隋,最后到唐,沿着以《元显儁墓志》为典型风格的脉络发展,形成了唐楷, 而不是沿着四山摩崖刻经的书法风格发展的。

无疑,四山摩崖刻经在空间处于边疆地区,在知识上是非主流,在书法上采用一种更加古老 的书体,使得它们沦为边缘角色,成为被忽视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