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桃源仙境图》-局部高清放大


明代 仇英《桃源仙境图》绢本,设色,纵:175厘米,横:66.7厘米。天津市博物馆藏  《桃园仙境图》为重彩大青绿山水,全画以竖幅高远章法,分三层叠进。画中描绘的是一个远离尘世的隐居环境。远处峰峦起伏,白云飘渺,楼阁在云雾中半藏半露,把这里点缀得如仙若幻。近处奇松倚斜虬曲,古藤盘绕,红桃掩映,景致幽雅。三个穿白衣的老者临流而坐,一人抚琴,一人低首聆听,一人身倚石岩,挥舞着另一条手臂,似乎是被乐曲所陶醉。就连提篮的童子也为琴声所感动,静静地伫立着。仇英通过山水的美丽景色,人物的生动神态和优美造型,表达了无形的乐声之美。

这幅画的人物,虽然在画中比例不大,但通过色彩衬托的手法,使得人物非常突出,通幅是大青绿,色彩艳丽而深重。三个主要人物衣着白色,不但表现了三个人的高雅而且起到了突出醒目的作用。这幅画是把滴翠的石绿,温润的墨色,自然而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具有一种不媚不躁的艺术效果。


仇英(约1498—约1552),字实父,一作实夫,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寓居苏州,主要活动于嘉靖年间。出身低微,初为漆匠,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业而画。年轻时以善画结识了许多当代名家,拜于周臣门下。由于其天资不凡,深得理法,人物、山水、走兽、界画,无所不精,在画坛声誉卓著。

   “明四家”中除仇英以外,皆系一代文人,惟仇英终生以职业画家身份活跃于画坛。但仇英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影响到他和士大夫名流的应酬,以及文人画家对他的推崇态度。中年以后,仇英画名渐盛,交游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尤其与文征明父子相交甚密。文征明的学生也大都和他有交往,他们经常以书画合璧式的形式进行创作。仇英与这些文人的交往,使他的作品在文人阶层得到颂扬,也使他受到了文征明等人的艺术思想和创作风格的影响。

    仇英一生都在不断地汲取文人画家的审美情趣,但始终保持了他的个人风格,并开创了青绿山水的新典范。由于仇英广泛交际于文人墨客之间,所作的山水画大多与人物活动相结合,较多表现文人休闲生活的主题,诸如读书、弹琴、赏泉、论画等,与当时吴门派画家热衷表现的“别号图”和园林、轩亭等题材绘画所表达的主题相近。《桃源仙境图》和《玉洞仙源图》被合称为“双美图”,是仇英的两幅传世名作。

    东晋隐士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描绘了人们理想中的隐居胜地,成为后世画家热衷描绘的题材,仇英的《桃源仙境图》也应是取材于此,描绘文人理想中的隐居之乐。此图为重彩大青绿山水,深受南宋赵伯驹兄弟工致一路画风的影响,又兼取刘松年精巧明丽的用笔、用色。图中山石矗立,虬松盘绕。三位高士临流而坐,一人乘兴抚琴,一曲《高山流水》回荡在树间。桥下溪水清澈,坡上的桃树林掩映于山石、树木之间。白色的文士衣着在金碧辉煌的山石、林木映衬下,显得格外鲜明。图中的山峰画法以石青为主,石绿辅之,设色浓丽明雅,艳而不甜,勾勒、皴染细密。山间厚云排叠,造成了云气迷蒙的幽远空间,展现出远离世俗、虚幻飘渺的人间仙境,构图取北宋全景式大山大水的布局特征,视野开阔清旷,境界宏大,疏密对比强烈。右下署款“仇英实父制”,钤“仇英实父”一印。画上另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二方清内府藏印,并有“欣赏”、“灵石杨氏珍藏”、“杨曾之印”、“燕翼堂”、“颍川怀云子图画”等鉴藏印,表明本卷流传有绪。也许是受自身文化修养的限制,仇英和其他吴门派画家不同,几乎从不在自己画中题写诗文,大多只写名款而已,甚至很少题写年款。

    仇英的绘画风格在“明四家”中最为多样化,尤精山水、人物,这与他职业画家的身份和经历有关。作为摹古高手,仇英曾长期客于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处,纵观历代名迹,并为项临摹古画,终致于“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练就高超的艺术水平。长洲收藏家陈官(号怀云)也是仇英的一位重要赞助人,晚年的仇英长期在他家作画。彭年在《职贡图》后题跋中记陈官“与十洲善,馆之山亭,屡易寒暑,不相促迫”。《桃源仙境图》就是仇英为陈官所制,并有陈官收藏印。从作品的创作风格推断,应为仇英晚年作品。

    仇英不能诗文,在“明四家”中终觉稍逊一筹。然而他天赋不凡,六法深诣,既有职业画家的精湛技艺,又有文人画家的清逸秀雅,其画即便是大青绿,也无烟火习气,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晚明董其昌崇尚南宗(文人画),贬斥北宗(职业画家)山水画,独认为仇英的青绿山水画“精工之极,又有士气”,水平在文征明之上:“……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昔文太史极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于仇氏。”应该说,董氏之言基本上还是近于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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