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花胡同

晚上,从红墙饭店的红地毯走到大街上,我要去一个私密的地方,离这里很近很近,就在中国美术馆对面。那是一条给我留下过许多滋味的小巷。走在那黑洞洞、偶尔闪着灰暗的路灯灯光的小巷里,又见到北京胡同特有的高底错落的灰房子,一种回家的感觉不禁悄然而生。

 第一次走进这条胡同是在1992年,我和几位同事来北京中国美术馆看第二届工笔画大展,经朋友介绍投宿在了该胡同的民盟招待所。刚还在王府井、灯市口的繁华与五光十色中,忽然拐进这沉寂的小巷,人就像在炎热难耐的夏日跳进了清凉的湖水里,一种彻头彻尾的清爽。一条表面散发着浓烈的清末民初气息而内里却拥挤着近几十年人世变迁的胡同,可以将你从一个时空转换到另几个不同的时空。

图为姚思敏画作

 沿街满是青灰砖砌成的低矮的错落:一段段不高的围墙往往夹着一个个带顶的门房,门房内又往往挂着一盏盏红灯笼,灯笼后面还往往有个小小的照壁,绕过照壁则是前前后后、挤挤挨挨地堆在一处的实用房。这样的“房堆”里,又还往往让出一个个扭曲的小空间给一两棵衰老不堪的槐树,树干委委曲曲地伸出院落,以舒展它们的背膀,似拥挤中的长久地伸着的懒腰。

 走在这样的胡同里,我不由得生出了许多疑问:它为什么叫翠花胡同?是否真的居住过一位叫翠花的姑娘?这些老槐树下面都有些怎样的故事?在这错落的屋檐下有谁曾经进进出出?他们又编织着怎样的年华?

 与这幅画面极不协调的是在小巷的深处有座七层高的楼房,当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物。楼上是民盟中央的宿舍,楼下一层是招待所。撩开透明的塑料帘门,有位穿白衣服的老头笑呵呵地站起来接待我们,看了我们的介绍信便一迭声地称赞该所如何干净、方便、实用和不贵———我们没有理由不住在那里。

 在那里小住的日子,天天出入于翠花胡同,天天从各种展览、各色喧嚣中回到这条沉静的与成都画院、宽巷子、窄巷子一脉相承的小巷,见墙头上的细草随风轻摇,呼应着伸懒腰的槐枝,路上偶尔一两个行人踏着落叶经过……一种巨大的落差使我产生失重的感觉。于是,这个地方成了我在北京的“根据地”,后来的几年里,只要是自己安排住地,我都住翠花胡同。

 从这里可以散步到故宫,可以连续几天泡美术馆及周边的画廊、画具店,可以乘门口的公车直达火车站及机场,可以像北京市民一样买到平价的水果而不担心被“宰”。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又来到这里,一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搞接待,机械地告诉我在哪里洗漱,哪里方便。愣头愣脑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青年。与这类人士交流常常有个特定的模式,要么就问一句答一句,要么就天一句地一句。几天下来,我渐渐地知道他来自河北农村,在北京三年了,城里什么都好,比在农村强多了,同村的年轻人好多都出来了,大家都愿意留在城里。唯一恼火的问题是不好找女朋友。我想也是,虽然城里女孩多,可未必合适他。城里乡下毕竟是两个世界,哪个城里的姑娘愿意轻易下嫁给一个乡下来的毛头小伙儿呢?他一脸茫然的样子,我不免替他生出一丝担忧:“你想找什么样的呢?”他愣了半天憋出一句话来:“就像你这样的。”这个傻小子!我这样的是什么样其实他一点也不知道。

 我不仅自己来这里,还介绍许多画家朋友们也来,有大学教授,有美术理论家。那些年似乎人们并不把所谓“档次”看那么重。只要干净、安全、方便即可。最典型的是我先生,当时任某美术学院副院长,他放着高级宾馆不住却愿意住这小小的招待所。画家是一群什么人?就是住上千元一晚的房间不心痛、几块钱一晚上的房子不心酸的“疯子”。白天我们看展览,或到北海结了冰的湖面上溜冰、坐雪橇、翻跟斗,到香山去看红叶、到长城去当“好汉”。晚上回来横七竖八、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椅子上信口开河、谈天说地,好不惬意。

 最有趣的是它的接待室,特别小,大概七八个平方,除了接待客人还是交通要道。进门的左边是柜台,右边是沙发,中间过人。沙发后面墙上贴着一张北京市地图,电视柜上放着一台十九吋的彩色电视机。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有登记房间的、有看地图的、有看电视的、有会客的。无论“掌柜的”是大爷、大妈、小伙子,都会热情地招呼大家,你在北京的所有困惑都会在这里得到圆满的解答。晚上闲暇的时候,人们把白天办事之所遇,顺心的烦人的碰巧的一古脑儿端出来,很像当年的十家院坝。那时入住的多是些民盟的盟员或相关的朋友,大都知书达理,没有一般旅社的繁杂,让人精神紧张。

 后来民盟修了新房,招待所也搬进了体面的大楼,更名为“翠园”。我也曾试图把自己的“根据地”更新一下,结果没有成功。因为其条件虽然比原来高级了许多,但一切都是冷冰冰的,除了柜台接待小姐冷淡的微笑,楼上楼下再见不着一个人,所有的房间都紧闭着。

 也许就是一种念旧的情结吧,我再次来京依然选住老地方,尽管它已易主,变成东北大学驻京招待所,但其经营的风格仍跟原来一样。

 这些年来京的目的有些变化,不是看展览而是应邀参展或参加学术活动,食宿总有人安排,大多是些高中级宾馆饭店,像美术馆附近的华侨大厦、红墙饭店。躺在雪白笔直的单人床上,我却常常想起翠花胡同。于是,也总趁着晚上没有别的安排,“故地重游”一番。

 胡同的墙面好像有过一次统一“着装”,低矮的小门房下仍挂着红灯笼,人仍不多,但路旁略宽处停放了一排小车。旅店依然是东北大学招待所,还是那透明的塑料门帘,柜台后坐着一位中年男子,见我进来便起身迎接。知我想“考察”,便带我遛了一圈。墙面新刷了白色,花床单也换成了统一的白床单,看上去比过去更整洁。两人间变成四人间(80元可包间),盥洗间、卫生间仍是公用。

 我偷偷地问自己:这样的条件我还愿意住吗?自答:如果接待我的人仍是原来的老先生、老太太、傻小子,我还愿意入住。因为那里更有人情味、有一种鲜活的气息……(下图为姚思敏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