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泾县古名安吴,故人又称包氏为“包安吴”。这里是宣纸的故乡。在此,李白曾吟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古名句。包世臣乃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官至新喻(今江西新余)知县,仕途不顺,终归布衣。其学识渊博,研究领域广泛。其书法创作算不上第一流,但他所著《艺舟双楫》为清代碑学经典著作之一,另有《清朝书品》、《安吴四种》等。有清一代,皖人书、印领先全国,高才辈出,赫赫有名,而今散兵游勇,不禁令人感叹。
包世臣行书《箴赞语》四条屏(其中两屏)
南京博物院所藏包世臣行书《箴赞语》四条屏(右两图为其中两屏),内容为唐欧阳询所撰《艺文类聚》。《艺文类聚》是中国现存较早的百科性质的书籍之一,保存了唐代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尤以诗文歌赋等文学作品居多。这四条屏中,前三条皆八行,最后一条是四行正文外加款字三行。笔者粗略计算了一下,纵向一般为三十六字左右,按照尺寸来推算,每字平均约五厘米见方,,也就是常见的中楷大小。书家创作这件作品时43岁,因而此作属于其中期作品。史称:“慎伯中年书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后肆力北魏,晚习‘二王’,遂成绝业。”
此等鸿篇巨制,没有过人的功力断难完成。从内容上看,并非整段抄录,而是节选。笔者查对了一下,发现有部分文字存在出入。落款内容为:“铁香得越纸四小幅,薄如蝉翼,而莹坚异常,真宋物也。使予书之,其意以石庵、姬传二老既亡,唯小子差能称此。然予才能解书耳,工力远逊二老。
忆癸亥冬陈望之中丞以侧理纸属书《黄庭》,予辞谢再三,竟不敢下笔。今为铁香书此,将毋贻讥于颜厚耶!”张伯英藏《宋拓绛帖资州本》题跋中记:“余鼎,字铁香,江西新建人,包慎伯之友。”“癸亥”为1803年,包氏29岁。从这段文字看,这件四条屏的创作当在此年后不太久远的时间,故而早年的童子功主导了这件作品的风格。
颜、柳之法乃包世臣书法的看家本领。包世臣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以为是“右军后第一人”,自言“廿六而后学,四十而后知”。他的创作实践主要属于帖学,遗留给后世的,比如临孙过庭《书谱》一路作品便是典型的例证。从这件作品来看,他的笔法和结体并不理想,大多给人以肉多筋少之感。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却为我们勾画一位碑学倡导者的艺术演变轨迹提供了坐标点。他的小草《诗册》熔碑帖于一炉,倒是很有特色。一般对于包世臣的褒奖主要集中在碑学理论的宣扬方面。在这方面,他也确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理论先行,其实践却有先天不足。包的老师邓石如成功之处在篆、隶,等到何绍基之辈出山后,也就没戏可唱了。
何绍基曾对包世臣给出这样的评价:“包慎翁之写北碑,盖先于我二十年,功力既深,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余以‘横平竖直’四字绳之,知其于北碑未为得髓也。记问浩博,口如悬河,酒后高睨大谭,令人神旺,今不可复得矣。”从包的一生来看,实际上他是画了一个圈:早年专攻帖学,中年实践碑学,晚年又回归帖学。他与后来的康有为有很大的区别:他不废帖学,碑帖兼顾;到了康有为,则一味倡导碑学,变得偏激起来。
实际上,包世臣还有另一方面的伟大工作,即对邓石如艺术的褒扬、推广。他赞誉邓石如“四体皆精,国朝第一”。
邓石如以一介山民的身份得以在书法史中赢得崇高地位,实力虽不在话下,但包世臣的推重无疑有筚路蓝缕之功。再者,“邓派”艺术发扬光大,也与吴让之分不开。现在一般介绍吴让之简历时,总是说他是“邓石如再传弟子”,显然有失公允,其实不应该绕过包世臣。否则难免会使人认为,包世臣的地位较尴尬,前不如师,后不如徒。其实不然。这种情况不禁让我想到孔鲤曾经对父亲孔子和儿子子思所说过的一段话:“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换一个角度来看,没有包世臣,邓石如和吴让之之间失去联系,这段书法史将很可能是另一番情景。
在古代,碑帖没有现在这么多,且多是孤本或绝版,费尽心思,难得一见,自然小心翼翼。而现在,到处都有书店,网上的碑帖图片更是数不胜数。数量太多,反而难以深入。
古人学书法下死工夫,看起来刻板机械,实则练的是真功夫;而今人注重灵活性,难免投机取巧。就书法而言,不仅需要真功夫,更需要大智慧,耍小聪明乃是书法大忌。包世臣的书法虽然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高度,但至少体现的是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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