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古玺印中的异体、羡文、合文

简述古玺印中的异体、羡文、合文、增饰、倒置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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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探究和欣赏古玺印时,往往为古玺印中形形色色的文字面目及错综复杂的格式形态而困惑,似巨石当道,如浓雾罩顶。通过将其对比分析和探究,又若拨雾观花,纷呈万千,芳艳无比。

 异体字,又称又体、或体,《说文解字》中称为重文,是指读音、意义相同,但写法不同的汉字。古玺印中,同一字形成异体大多与古文字的变更、地域差异而写法不尽相同、印面章法需要增减笔画以及书写者“美化”手法不确定等因素有关。例如古文中,“邦”、“封”两字同源相通,“邦”字甲骨文作“【注字1】”,“封”字甲骨文作“【注字2】”,皆从田、从土,上有植树,会在这里植树为界之意。金文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另加义符“邑”(城邑),遂成“邦”,以突出封国之意。图一“王邦□玺”一印中“邦”字就几近甲骨文,由于草木形象的不稳定性,其上部连带变异。“王”字竖画出头,此种写法多系战国齐系印作惯写之手法。图二“长启邦”一印中“邦”字加“邑”,意谓地名。此印的“邦”字由于印面小而将“邑”缩减至极。上述两印中“邦”字的不同形态,是同一字形成异体。在古玺中,还有偏旁相通者,如“人”、“女”符通,“土”、“壬”符相通,“口”、“日”、“心”符相混等,这些都是形成异体的原因。

 古玺印中时而会有一些具装饰图形的文字,专业术语称之为“羡文”。如图三“邦垂之玺”一印中的“邦”字,右上部草木形呈弯曲状,是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再如图四“蒿□竽玺”一印中“竽”字,竹字头短竖画中加短横成“【注字3】”,与“竹”无别。此写法为战国楚系印惯用的手法。图五“明中”一印中的“中”字,将长竖画向右方折,并连加两斜画呈“【注字4】”形。这些文字的美化处理或方整、或圆转、或推移,变化手法异常灵活。在古玺中,“厷”、“馏”、“徙”、“赁”等字也时具羡文。这也是古玺印文形成异体给释读带来困难的一个方面。

 合文,又称合书,指把两字或两字以上的词浓缩成一个汉字书写单位(一个方块字字符)的文字形式,涉及构字部件的置换、重用,有时甚至会减省一部分,而读音则仍保留原本的多音节读法不变。

 古玺印中常见的“合文”章法,有印面格式呈合文的、字与字呈合文的、偏旁部首形成合文的。如较早的殷商铜玺“亚罗示”印(见图六),“亚”字格印形与“罗”、“示”两字形成合文格式,其形式在商周图徽中常见。这种文字印形与字符组合玺印印面格式为合文之发端,将象、形、意融会为一体,为丰富印面格式起了极为重要的先导作用。图七“未央”玺印是文字与肖形合文格式之代表,印面主体为肖形虎,虎背上有小印“未央”吉语两字。“泰田左寖上”田字格玺印(见图八)中,“田左”同居一室,将五字印作四字分布,形成全印三密一疏的对比。制作者高妙的处理手法使印面既一致又均衡,既相称又对称,巧思蕴涵其中。

 古玺印中字与字形成合文的,如图九“私玺”心形印中,两字皆省笔后合文,在有限的空间内布置得宜,浑然一体。图十“司马高上”玺印中,“司马”与“高上”分别合文,其打破常规的得法运用,让人拍案叫绝。字与字形成合文,偶尔之间可以减少雷同笔画的重复,缩小空间,化繁为简,提高制作效率。在古玺印合文中,复姓如“上官”、官名如“司寇”、吉语如“敬事”、词语如“乘车”等内容相对较多。始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合文,如甲骨文中有“乙卯”、“五牢”、“小雨”等二字合文,三字合文如“辛亥贞”等。

 古玺印中,偏旁与部首形成合文的,如图十一“半侗”一印,“侗”字单人旁与“同”字合文,共用一竖画,既简洁又形象。古玺印合文手法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古代玺印制作者独到、朴素的人文情怀以及自由、浪漫的审美意趣。他们以高超的智慧与精湛的技巧,为后世创作了无数新奇而生动的“朵朵花儿印”。

 在古玺印中,有些印文中呈现“=”的符号,有识者释为合文符或合文中的标识。但也有学者认为,此符号算为“增饰”更为妥帖些。如图十二“凶奴相邦”一印,因为“相”、“邦”二字并未合文,所以“=”还应算是“增饰”。再如图五“明中”一印,“中”字未有合文,也未有省笔,反而增加“=”符,这也不能算是合文的标识。

统观传世古玺印中,大多数合文玺印中“=”符出现频繁,主要体现在复姓如“鲜于”、“上官”,官名如“司工”、“大夫”等内容中,但其中未有“=”符者也不在少数。同样,在西周时期铜器铭文中,“且”、“武”、“王”、“天”、“子”、“孙”、“眉”等字中出现的“=”符,似乎与人物姓名、身份的标注相关。再如先秦“猎碣”铭文中“速”、“奔”、“薪”等字下的“=”符,似表示其内容应为重文或韵文。由此可知,古玺印中出现的“=”符并非合文的标识专指,应理解为特殊增加的、

有所意指之“增饰”更为确切一些。其在古玺中运用,既可以调节印面的平衡程度,又可起画龙点睛的作用。后世著名金石书画篆刻家吴昌硕、傅抱石、韩登安等人在篆刻中偶尔运用“=”符作为省略的标注,意为重文。

 古玺印中,倒置现象大致有三种形式:一为文字偏旁部首倒置,二为印文序列倒置,三为字体倒置。印文偏旁部首倒置,如图十二“凶奴相邦”一印中,“奴”字呈上下结构。图十三“左司马敀”一印中,“左”字本为上下结构,但在该印中呈左包围结构,并强化了“左”字笔画的舒展与相应的留红,显得既灵动又和谐。图十四“【注字5】昉”一印中,“昉”字左右结构变为右包围结构。由此足见古玺制作过程中,制作者奇巧发挥、随机应变和驾驭文字之能力,其手法既娴熟又见巧思。

 印文序列倒置的格式,如图十五“司寇之玺”、图十六“左正玺”。一般常规印文的序列格式是从右至左或回环排列阅读,但此二玺印文则与常规相左,从上到下或从左到右排列,看来个别古玺创作初期还没有形成从右至左或回环排列的定式。此法在以后的玺印中很不常见。

 在传世古玺印中,有极个别玺印文字作了相应的倒置,如图十七“修身”一印中,“身”字呈倾斜状倒置,几乎要跌倒,但由于对角边栏的粘连,大有有惊无险之感。这种处理手法似与印文语意相关。图十八“【注字6】君水”一印中,“水”字通常竖着写,但在此印中将其倒置横着安排,并使中间长画折曲,虽一反常态,但形象逼真。以上两印为作者特意为之,胆大而特别,可谓倒置手法之典型了。图十九圆形印“士君子”中,“子”字倒置,与圆回环安排,在古玺圆形印中也不多见。图二十“司马之玺”一印中,“司”、“之”二字反面倒置。

在数以万计的古玺印中,随着古玺功用的不断发展,其形制变化日益丰富。从商后期至先秦有近千年的历史,其中玺印与其文字至今未破释者多矣,一则由于先秦以前文献的重缺,一则因为出土实物相对较少,缺乏实证,再则一部分古文字随着历史的进步被废除和变改,给释读与欣赏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可喜的是,经过近千年来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古玺印正逐步被掀开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