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貌离神合

完全写自己,与原碑存在“暗合”,类似于“背临”,如伊秉绶、郑孝胥、林直勉、胡小石。

伊秉绶的临作(见图一)已非《西狭颂》原碑之风貌,甚至“完全没有关系”。风格愈是高度成熟、个性愈是强烈的书家往往都是如此,“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郑孝胥的临作(见图二)既有汉简成分,亦见碑意,起笔重顿,运笔中转折耸肩的习惯可以见到。落款中有“甲戌八月二十五日晨五时夜起”,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时年74岁。如果把郑孝胥所临《石门颂》拿出来对比,风格几乎一致,完全是写自己。

林直勉平生得益于《礼器碑》居多,此临作(见图三)起收笔见《礼器》笔意,点画夸张,粗细跳宕,极富趣味。很多字突出局部的偏旁部首,如“仓”字“口”部、“姓”字“女”部、“蓄”字“田”部,这种处理方法非常独特,完全是一种写自己的状态。胡小石是近现代书法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代表性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书法教育家。长期以来,其名声与实力不符,没有被充分发掘。他的书风融黄山谷、金文、北碑、汉隶、汉简而成,尤其得力于汉隶和汉简,是一种碑帖结合而碑派性格更为显露的书风。

他一生临遍汉隶,融会贯通,所临《西狭颂》(见图四)完全是写自己,大朴不雕,化为腕底烟云。临摹和创作在很多时候有明确界限,但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不必在两者之间刻意弄出一道鸿沟。

(3)移花接木

名曰写《西狭颂》,其实是写个人研习最多的碑刻,如巴慰祖、刘三、邓散木、林散之。巴慰祖和林散之所临《西狭颂》(见图五至图六)基本上成了《礼器碑》,因为花在《礼器碑》上的功夫更多,烙印更重。刘三实是写《石门颂》,笔画圆浑,但结体端庄方正,仍然遵从《西狭颂》的格调,收笔波磔夸张,有些甚至剧烈放荡(见图七)。邓散木某段时间的楷书主要功夫用在伊秉绶身上,虽然名义上是临《西狭颂》,整体上却是伊氏隶书的风格(见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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